论崩得的声明

　　论崩得的声明

　　（1903年2月1日〔14日〕）

　　我们刚收到崩得的《最新消息》[47]第106号（2月3日（1月21日）），其中一篇报道谈到崩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坚决的和极其可悲的行动。原来，崩得中央委员会已在俄国就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发表了一项声明。其实确切些说，声明是针对组织委员会通告中的脚注的，因为崩得在它声明中所论述的主要只是针对这条脚注的。

　　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我们的读者都知道，组织委员会在这条掀起（象是由它引起的吧！）一场轩然大波的可怕的“脚注”中曾一字不差地写过如下的话：

　　“当时也曾建议崩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崩得对这一邀请没有作出反应。我们希望，这些原因纯属偶然，希望崩得将很快派出自己的代表。”[注：见本卷第76页。——编者注]

　　请问，还有比这更自然更清白的脚注吗？组织委员会怎么能采取别的态度呢？不提崩得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委员会并没有忽视过崩得，而且只要崩得还按照1898年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留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不能忽视崩得。而既然没有不提崩得，那就必须说我们是邀请过它的。这不是很清楚吗？更清楚的是，既然组织委员会不知道崩得保持沉默的原因，那它正应该说：“我们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组织委员会补充说：我们希望，这些原因纯属偶然，希望崩得将很快派出自己的代表——这是组织委员会公开坦率地表明自己希望和崩得一起组织代表大会和恢复党的工作。

　　显而易见，如果崩得也有这种愿望，那只要应我们通过秘密途径和报上刊载的声明所发出的邀请派出代表就行了。崩得不但不这样做，反而跟这条脚注（！！）展开了论战；而且在报上发表的声明中对组织委员会的任务，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单独地专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研究崩得的“论战”以前，在分析崩得的看法以前，我们要最坚决地抗议崩得在报上专门发表声明，因为这一行动违反共同进行革命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最基本的规则。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你们不愿意在一个共同的组织委员会中工作，那当然不会有人来抱怨你们单独发表声明了。要么你们愿意一起工作，那你们就有义务不向公众单独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把意见提给组织委员会中一起工作的同志，组织委员会只有作为整体才能公开发表意见。

　　崩得自己当然看得很清楚共同事，它发表声明是直接违反协力进行共同事业的一切规则的，它为了替自己开脱，就强词夺理地说：“既然我们没有可能通过亲自参加会议或参加《通告》的拟订工作来发表自己对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任务的看法，我们就只好发表这个声明，以便哪怕稍微弥补一下这个缺陷。”请问，难道崩得当真想让人相信它“没有可能”给组织委员会写信吗？或者“没有可能”给圣彼得堡委员会、给《火星报》组织[48]、给“南方工人”社[49]写信吗？而派遣自己的代表到上述任何一个组织中去也都没有可能吗？在这些“异常”困难的，也许对崩得这样一个软弱的、没有经验的、失去任何联系的组织来说是特别困难的措施中，崩得是否想点办法采取过一个呢？

　　先生们，不必躲躲闪闪了！这样既不聪明又不体面。你们单独发表声明，是因为你们想单独发表声明。而你们想单独发表声明，是为了想马上表明和贯彻自己那个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同俄国同志的关系的决定，即不是根据1898年的党章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是同它建立联邦制的联盟[50]。关于联邦制和民族问题的论战[51]，是由我们发动的，现在已被搁下很久了，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在整个代表大会上得到详细全面的讨论，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俄国同志肯定也都是希望这样做的，可是你们却不这样做，而是破坏共同讨论。你们不是作为彼得堡、南方和《火星报》的同志，希望同他们共同讨论（无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或在代表大会上）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你们是公然作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相分离的一方，向全党提出自己的条件。

　　俄国谚语说，爱情不能强求。既然崩得不愿意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在1898年的代表大会上建立起的正确的、最密切的联系，它当然不会再保持原来的关系。我们并不否认崩得有发表自己意见和表示自己愿望的“权利”（非万不得已，我们一般是不会来谈革命事业中的“权利”的）。但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崩得没有一点分寸，它单独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好是在被邀请参加共同组织（组织委员会）的时候，而这个组织对这个问题并没有预先发表任何绝对肯定的意见，它之所以召开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各种各样的意见。

　　崩得想挑拨所有对问题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立即发表自己的意见。行啊！对这一点，我们当然不会反对。我们要告诉俄国无产阶级，特别要向犹太无产阶级重复说明，崩得现在的领导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肯定会被时间纠正，被经验纠正，被运动的发展纠正。崩得曾经支持过“经济主义”，助长过国外的分裂，曾经通过决议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对这点我们反对过，斗争过。斗争帮助改正了旧的错误，现在这种错误大概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曾经同醉心于恐怖手段的现象斗争过，看来，这种现象甚至消失得更快些。我们深信，醉心于民族主义的现象也会消失的。犹太无产阶级终究会明白：同俄国无产阶级最紧密地团结在一个党内，是他们最切身的利益所要求的；预先判断犹太人在自由的俄国的演进是否会不同于他们在自由的欧洲的演进，是愚蠢透顶的；崩得只能提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事务方面完全自治这样的要求，而这一点，1898年代表大会已完全确认，从来也没有谁否认过。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崩得的声明吧。崩得把组织委员会《通告》的脚注说成是“另有所指”。这是近乎诽谤的谎言。崩得中央委员会隔了几行字自己也承认，“我们的代表没有参加会议的原因纯属偶然。”而组织委员会是怎么说的呢？它希望崩得代表缺席的原因是偶然的。你们自己证实了这种假设，自己又在生气。这是为什么呢？再说，偶然的事情谁也无法事先知道。可见，崩得国外委员会硬说组织委员会知道妨碍出席的原因，这是毫无根据的。总之，崩得国外委员会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它在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加进了虚构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同中央委员会自己的话直接相矛盾！既然被邀请的是崩得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国外委员会），既然崩得中央委员会自己都说这些缺席的原因纯属偶然，那么崩得国外委员会又怎么能确定组织委员会知道崩得缺席的原因呢？？

　　崩得中央委员会说：“我们深信，会议发起人稍加努力，这些偶然的原因就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反应……”我们要问任何一位公正的人士：如果有两个打算到组织委员会会合的同志异口同声地都说妨碍他们见面的原因“纯属偶然”，那么挑起公开的论战，辩论谁对缺席一事有更多的过错，这是否恰当，是否光彩？我们要指出，我们对崩得的缺席早就表示了（当然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信件中）遗憾，就我们所知，崩得曾受到两次邀请：第一次是写信邀请的，第二次是面托崩得某委员会转告的。

　　崩得抱怨说，会议以后几乎过了一个月，代表才到。是啊，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当然应该揭露出来，因为它特别突出地表明，崩得甚至两个月以后还不准备派代表，这是多么遵守时间啊！

　　代表“没有履行诺言”，把组织委员会《通告》的转抄稿或印样在散发以前一定寄来……我们劝我们的俄国同志们同某些人谈话一定要作记录。《火星报》组织也曾经许下诺言要把《通告》的转抄稿和印样给我们寄来，但是转抄稿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而看到印样的时间也比那些同《火星报》组织没有关系的组织成员要迟得多。希望崩得派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报刊上责难《火星报》组织违背诺言，就我们来说是否得体？组织委员会的代表答应崩得中央委员会要立即写信给负责印刷《通告》的同志，叫他们延期印刷——这才是真正的诺言（就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诺言已经履行了，但是延期印刷已经办不到了，因为没有时间同印刷部门进行联系了。

　　总而言之，组织委员会的发起人写了信，面托某委员会代为转达，又派了代表到崩得中央委员会去，崩得却一连数月没有来过一封信，可不用说派代表了！而崩得竟在报刊上提出责难！崩得国外委员会令人惊奇地断言，会议发起人的所作所为“令人惊奇”，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目的矛盾极大，他们表现“急躁”（相反，崩得中央委员会却责备他们迟缓！），他们想“给人造成印象”，似乎崩得“漠不关心”！！

　　我们还要就崩得对组织委员会的如下责难说几句。崩得说组织委员会没有作出如下“唯一正确的结论”：“既然党实际上不存在，那么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应当具有成立大会的性质，因此俄国现有的一切社会民主党组织，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其他一切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应当有权参加代表大会。”崩得力图回避那个使它感到不快的事实，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没有统一的中央，但是它的存在由许多委员会和机关刊物体现出来了，并且有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定，顺便说说，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些以犹太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人，他们还没有发生经济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动摇。崩得正式提出“一切”民族都有“权利”建立早已建立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清楚地证明，它正是为了臭名远扬的“联邦制”问题才掀起这场风波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应当由崩得先提出来，在真正的革命者中间也不应当谈什么“权利”。现在摆到日程上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核心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能不同意“一切”民族都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也不能忘记，只有在这个核心形成以后（或者至少是确实巩固了以后），才能考虑扩大核心以及核心同其他组织联合的问题。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在组织上统一起来，还没有坚定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前，同我们联合对“其他一切”民族不会有什么好处！至于“其他一切”民族派代表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可能性（不是“权利”，先生们！）的问题，取决于组织委员会和俄国各委员会的一系列策略措施和组织措施，一句话，取决于组织委员会活动的成功。而崩得一开始就对组织委员会百般干扰，这是历史事实。

　　载于1903年2月1日《火星报》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95—101页

　　【注释】

　　[47]《最新消息》(《Последние　Известия》)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公报，1901—1906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56号。——80。

　　[48]《火星报》组织是指在俄国活动的火星派的组织。早在《火星报》筹办时期和创刊后的第一年(1900年12月—1901年12月)，《火星报》代办员网就在俄国建立。《火星报》代办员有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彼·阿·克拉西科夫、亚·米·斯托帕尼、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斯·伊·拉德琴柯、柳·尼·拉德琴柯、亚·德·瞿鲁巴、尼·埃·鲍曼、伊·瓦·巴布什金等。在彼得堡、普斯科夫、萨马拉、波尔塔瓦等城市还建立了《火星报》协助小组。当时，火星派活动的内容是：筹集出版经费，投寄通讯稿，运送和传播报纸，解决在俄国印刷《火星报》的技术问题。火星派小组和代办员主要同《火星报》编辑部直接联系，彼此之间很少来往。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实际工作范围的扩大，列宁提出了建立全俄《火星报》组织的计划(参看《从何着手？》和《怎么办？》，《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笫1—10页和第6卷第1—183页)。1902年1只，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弗·威·林格尼克、米·亚·西尔文、瓦·彼·阿尔齐布舍夫、德·伊·乌里扬诺夫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等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除确定了《火星报》组织成员之间以及同《火星报》编辑部之间联系的方式、筹集经费和分配资金的方式外，还规定了火星派在对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各地方报刊的关系方面所担负的任务。为了实现使各委员会加入《火星报》组织并承认《火星报》是全党机关报这一基本任务，代表大会决定派人到俄国各个地区去进行工作。结果到1902年底，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宣称自己拥护《火星报》。《火星报》组织积极参加了组织委员会，为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火星报》组织不再存在。——81。

　　[49]南方工人社是1900年秋初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报》于1900—1903年秘密出版，共出版了12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B．H．罗扎诺夫等。

　　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1901年12月，他们召开了俄国南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而以《南方工人报》为其机关报。这个尝试和南方工人社整个组织计划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1902年春大批组织被破坏后，联合会就瓦解了。1902年8月，南方工人社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进行谈判。南方工人社发表了支持《火星报》的声明(载于1902年11月1日《火星报》第27号和1902年12月《南方工人报》第10号)，这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具有很大意义。1902年11月，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参加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南方工人社在这个时期仍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曾要求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全俄报纸。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了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81。

　　[50]指1901年4月召开的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个决定说：“代表大会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居住在俄罗斯国家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联邦制联合体，决定让犹太无产阶级的代表崩得作为联邦的一个部分加入该党，并责成崩得中央委员会实现这一决定。”——82。

　　[51]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刊载了尔·马尔托夫的一篇文章，批评了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犹太人民族自治的纲领性要求和代表大会作出的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相互关系方面确立联邦制原则的决定。崩得中央委员会于8月29日(9月11日)写了一封信回答这篇文章。《火星报》编辑部又将这封信连同它对这封信的答复一起发表在1901年9月10日该报第8号上。论战至此暂时停止。——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