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央委员的信

给中央委员的信

  给中央委员的信  
  
  (1904年5月13日〔26日〕)  
  
  亲爱的朋友们:波里斯转告我说,五位中央委员(他、洛沙季、瓦连廷、米特罗范和特拉温斯基)对我在总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以及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提出了责备。我请这五位中的每一位同志向我证实这件事实,或者加以说明,因为我不理解,怎么能由于一个团体的成员做了他有权利同时也有责任做的事,而对他提出责备。可以对他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把他从总委员会召回来,但是提出“责备”就奇怪了,因为既然我还在总委员会,我就不能不按照自己的信念投票。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同样是每个党员和每个中央委员的权利,因此一个团体对其成员虽然有约束力,却不能(无论形式上还是道义上都不能)限制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这种权利。我的责任只是宣布中央委员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反对召开代表大会。  
  
  至于总委员会,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波里斯被任命(据他说,有5票赞同)代替科尔。我的辞呈(据他说)没有被接受,我收回我的辞呈,继续留在总委员会。从这方面来说冲突已经得到解决,而我只请求说明为什么要提出“责备”。  
  但是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冲突是:波里斯向我声明,如果我(1)不停止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和(2)不去反对召开代表大会,他就不能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自然,无论第一点还是第二点我都办不到,所以我回答波里斯说,我要同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同事进行讨论,然后再给他答复,说明我是否退出中央委员会。对于这个有可能使我们中的一个(甚至中央委员会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辞职的冲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地、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作一番详尽的讨论。我对波里斯最不满的是,他在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以前,既没有看过总委员会的记录(这些记录极端重要!),也没有看过表明我的原则立场的小册子[注:见本卷第197—425页。——编者注]。不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弄清楚,却使冲突尖锐起来,这是否明智呢??当我们在基本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时候(至少瓦连廷起草的中央宣言着重指出我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共同的原则立场,与少数派的机会主义立场不同。这个宣言已经给我们寄出,但还没有到达,不过波里斯已向我谈过),却使冲突尖锐起来,这是否明智呢?就拿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来说,我们的分歧也只是在日期问题上,因为波里斯并不反对在半年或一年以后召开代表大会。请看一看目前的情况:按规定代表大会应该在明年夏天召开,而我认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我们的鼓动工作获得极大成功的情况下,代表大会也不可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召开,可能还会拖延下去。看来我们的“分歧”就在时间的确定上!由于这一点而分道扬镳,这是否明智呢?请从纯政治的观点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波里斯说,鼓动召开代表大会同加强正常工作是不相容的,前者对后者是有害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即使假定波里斯是正确的,假定他能使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意见不一致的人退出中央委员会,那结果又会怎样呢?毫无疑问,结果会是使鼓动工作大大加强,使多数派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尖锐化,并且使波里斯也不高兴看到的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活动加剧。使问题这样尖锐化是否妥当呢?波里斯说,他反对召开代表大会,因为召开代表大会就是分裂。我认为,波里斯在这里对今天和明天的形势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而即使波里斯是正确的,他极力使我们退出中央委员会,也会大大增加分裂的可能性,因为这样无疑会使形势紧张起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加剧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冲突都是失算的。  
  
  其实,我和波里斯的分歧仅仅在于,他认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必然会出现分裂,而我认为未必会这样。我们俩都认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会居于多数。波里斯认为,少数派会退出党,他说,无论我们还是马尔托夫都约束不住这些极端分子。我认为,波里斯没有估计到迅速变化的形势,它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又将不同于今天。波里斯还抱着看待昨天的形势的观点(当时无谓的争吵把原则抛到一边,当时还可以指望和稀泥,掩盖矛盾,指望靠个人让步解决问题)。那种形势已经不复存在,我在我的小册子里已经详细地证实了这一点,对新《火星报》的普遍不满(甚至象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国内著作家小组那样一些非常温和的人也表示不满)也证实了这一点。今天的形势已经不同了:原则排除了无谓争吵。问题已经不在于增补,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新《火星报》在原则上是否正确?人们对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必然还会不断增长,正是这一情况会使得争取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愈来愈加强。这一点是波里斯没有估计到的。明天的形势还会把无谓争吵更远地抛开。一方面,少数派本身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不会退出代表大会(同盟代表大会以后曾经有过的那种时机,现在已经失去了)。另一方面,我在总委员会已经声明(我再一次请你们大家在解决这个难题以前,务必读一读总委员会的记录),我们丝毫不反对协商。我对任何人都这样说:我个人绝对愿意(1)向全体原先的编辑们保证用党的经费出版他们的一切著作,不加修改,也不作评注;(2)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暂时取消中央委员会任免各个地方委员会委员的权利;(3)通过专门的决议,保证少数派特别迫切要求得到的权利,甚至愿意(4)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由双方实际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等等使《火星报》保持中立,不登载彼此论战的材料。我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人数不会很多,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也就不会退出代表大会。我认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一定能彻底消除——用正式的决议来彻底消除“戒严状态”这种幻影,使争论的进行不致妨碍正常工作。要知道,危机的症结就在这里!我在总委员会曾经力争的就是这一点,代表大会十分之八的代表也一定会赞成这样做!我很清楚地知道,波里斯也在争取这一点,但是不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做不到的。波里斯错误地认为,我们发起了攻击(鼓动召开代表大会),因此少数派才被激怒了。恰恰相反,我们只是在总委员会开会以前和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发出了许多信件和呼吁以后才表示主张召开代表大会的,我们只是通过鼓动稍微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力量。谁要是不愿意陷入普列汉诺夫的可笑(如果只是可笑,那还算好呢!)境地(请读一下第65号上他那篇小品文),谁就应该在斗争中公开和直率地表明态度。现在什么都阻挡不住争取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对这种鼓动应该采取容忍的态度,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采取中立的态度,这样,它就不会妨碍正常工作。对这种鼓动发火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诚恳地请求每个中央委员给我答复。我们应该把事情谈清楚,把问题弄明白,这样,我们在一起工作时,虽然会有某些意见分歧,但不致发生冲突而互不相容。  
  
  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一书(略有修改)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415—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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