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杜马和人民1906年5月17日〔30日〕

　　政府、杜马和人民（1906年5月17日〔30日〕）　　
　　
　　杜马和政府发生了争执。它对内阁表示不信任，要求内阁下台。内阁把杜马的声明当作耳边风，而且更加公开地奚落杜马，建议杜马研究尤里耶夫市机关守卫人员的洗衣房的问题。　　
　　
　　杜马同政府之间的这场争执、这场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呢？广大的农民群众、一般小市民群众以及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立宪民主党人），都认为或者试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发生这场冲突是由于政府不了解它的任务和它的地位。不了解的东西说明白了，人们对新鲜的东西即对立宪制度习惯了，对国家大事必须由公民投票来解决而不是由旧政权的命令来解决也习惯了，那时一切都会走上正轨。根据这种看法，在我们面前的是“立宪冲突”，即在一个实际上除了承认旧政权，也承认人民代表政权的立宪国家中，各种不同的机关之间的冲突。习惯成自然，——小市民这样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这样议论。小市民这样想是由于单纯和没有政治经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这样想是由于这种思想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　　
　　
　　例如，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言语报》说：“我们的大臣们在立宪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还不及我们大多数代表。”[77]你们看，问题在于我们的大臣没有经验，没有跟柯瓦列夫斯基教授和米留可夫教授学过国家学。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好吧，过去没有从书本学过，现在就从杜马中的演说学吧。习惯成自然。于是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用德国资产阶级作例子。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也同政府发生过争执（说得温和一些）。他们也曾为人民力争或者想为人民力争全部政权和充分自由。在人民斗争遭到德国政府镇压以后，资产阶级被允许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代表们讲，旧政权干。代表们向大臣们讲解他们“不了解”的东西，给他们讲授“立宪制度”，讲了大约15年，从40年代末一直讲到60年代初。在60年代，俾斯麦同资产阶级的“人民代表”公开地吵了一架，但这是家庭争吵的最后一次爆发。资产阶级被德国军队的胜利迷住了，他们有了在完全保留贵族官吏政府的政权的情况下的普选权，也就完全和好了。　　
　　
　　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特别欣赏的、俾斯麦同“人民”代表的最后一次重大争吵的例子。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被彻底镇压下去以后15年）向俾斯麦让步了。而我们俄国的资产阶级却想立刻得到哥列梅金的让步。而且立宪民主党人事先就欢呼起来：在我们这里哥列梅金势必比当时的俾斯麦要作更大的让步。　　
　　
　　我们完全同意，哥列梅金远不如俾斯麦。但是我们认为对工人阶级来讲，现在特别重要的是了解资产阶级同各式各样的俾斯麦之间的交易的实质，至于日后让步的程度问题，那是以后的事情。俾斯麦们只是在革命被彻底镇压下去的时候，“人民的自由”被资产阶级彻底出卖掉的时候，资产阶级同保护地主反对农民，特别是保护资本家反对工人的旧的贵族官吏政权亲密无间地和睦共处的时候，才同资产阶级和解的。　　
　　
　　这就是俾斯麦同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即同普鲁士的进步党人[78]所达到的和解的真正基础。这就是德国的柯瓦列夫斯基们和米留可夫们在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的15年里一直给俾斯麦们讲授的那种“立宪制度”的重要背景。我们的教授们也许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教授只知道书本，不知道生活，但是工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们俄国现在所进行的这一场严肃斗争，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哥列梅金们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究竟在怎样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够彼此靠拢的问题。现在进行的斗争是在旧的制度下无法生活下去的人民群众同在真正的立宪制度下无法存在下去的农奴制官吏的旧政权之间的斗争。这一场斗争并不是为了解决应该怎样正确运用立宪制度的教训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立宪制度到底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这不是议会冲突，杜马本身也根本不是议会，根本不是在确立了宪法的情况下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机关。杜马只是在它外面或者说撇开它而发展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标志和它的非常软弱的表现。　　
　　
　　杜马同政府的冲突只是间接地表明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一切基本的迫切的愿望同旧政权的绝对完整和绝对不可侵犯之间的冲突。这些迫切的愿望往往用两个简单的字眼来表达：土地和自由。这些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拥护这些要求的力量还远远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充分显示这些力量的条件刚刚在成熟起来。　　
　　
　　我们现在不应该让人民去注意柯瓦列夫斯基们给哥列梅金们讲的立宪制度课。我们现在不应该老是重提俾斯麦们同资产阶级上层的小小的争吵。工人阶级和农民决不允许立宪民主党人把杜马变成进行这种争吵和妥协的机关。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向这一方面动摇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应该加以揭露。杜马中的劳动团和工人团要了解，只有同立宪民主党人划清界限，只有使自己的水平超出立宪制度的学校课程，只有理直气壮地提出人民的一切要求和一切需要，只有说出全部痛苦的真相，他们才能够对争取真正自由的斗争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载于1906年5月18日《浪潮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111—114页
　　【注释】

　　[77]这句话引自1906年5月17日（30日）《言语报》第75号社论《外国和俄国大臣的职责》，其作者是帕·尼·米留可夫。——112。　　
　　
　　[78]进步党人是指普鲁士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的成员。该党于1861年6月成立，创始人和领袖为鲁·微耳和、贝·瓦尔德克、赫·舒尔采－德里奇、汉·维·翁鲁等。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10月，进步党中的右翼分裂出去组成民族自由党。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3年，该党又分裂成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派。进步党仇视社会主义，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它的主要敌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和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进步党的活动家舒尔采－德里奇、麦·希尔施、弗·敦克尔等人积极进行了建立工会的活动。——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