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13]的文章在各个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切主要事件和斗争的各种曲折，大家都十分清楚。修正主义者同正统派斗争的表面现象和代表大会的一些戏剧性的插曲，过多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这对认清这场斗争的原则意义和认清分歧的思想政治根源是不利的。然而马格德堡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巴登人投票赞成预算的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有两个思想世界和两种阶级倾向。投票赞成预算，只不过是这两个思想世界分歧的表现之一。这种分歧非常深刻，今后无疑还会由于更加严重、更加深刻和更加重要的原因而表现出来。现在，当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德国伟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必须把马格德堡的争论看成是一小部分军队在作战前的一次小检阅（因为关于投票赞成预算的问题只是社会民主党基本策略问题的一小部分）。　　
　　
　　关于无产阶级大军各个部分怎样了解自己的任务的这次检阅，表明了什么呢？关于大军各个部分将如何行动的这次检阅，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想谈的问题。　　
　　
　　我们先从一个局部的（初看起来是局部的）冲突说起。修正主义者的领袖弗兰克象一切巴登人一样，竭力强调说，冯·博德曼大臣最初否认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即资产阶级政党“平权”，后来似乎又收回了这种“侮辱”。倍倍尔在他的报告中曾就这个问题说道：　　
　　
　　“……现代国家的大臣是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代表，而现代国家这个政治机构的目的，就是防止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进攻以保卫和支持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必要时还要通过暴力来保卫。如果这样的一位大臣说他不承认社会民主党有平权，那么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这样说是完全对的。”弗兰克打断倍倍尔的话喊道：“没有听说过！”倍倍尔接着回答他说：“我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弗兰克又大叫：“没有听说过！”　　
　　
　　弗兰克为什么这样激愤呢？因为他对资产阶级“法制”和资产阶级“平权”信服得五体投地，而不懂得这种法制的历史局限性，不了解事情一旦涉及保存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时，这全部法制就一定会而且必然会化为乌有。弗兰克满脑子小资产阶级的立宪幻想；所以他不懂得，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实行立宪制度也有历史条件性；他相信德国资产阶级的（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宪法的绝对作用和绝对效力，所以当立宪大臣不愿承认他弗兰克这位奉公守法的议员的“平权”时，他从内心感到受了侮辱。弗兰克陶醉于这种法制，竟然忘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不可调和的，他不自觉地站到那些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法制永世长存、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装在资产阶级法制框子里的人的立场上去了。　　
　　
　　倍倍尔使问题摆脱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固有的这种立宪幻想，把问题放到阶级斗争的实际基础上去。能否因为资产阶级制度的维护者不承认我们这些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反对者有资产阶级权利上的平等，就感到自己是“受了侮辱”呢？如果认为这样就能侮辱我，那就足以说明我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多么的不坚定了！　　
　　
　　倍倍尔还尽量利用明显的例子来使弗兰克理解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倍倍尔对弗兰克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4]并不能“侮辱”我们；我们当时是义愤填膺，满腔仇恨，“如果那时我们有可能，我们就会象我们内心所希望的那样投入战斗，我们就会彻底粉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在速记记录中此处是这样记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成为我们事业的叛徒。”（对！）“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弗兰克说，立宪大臣不承认社会党人的平权，就是侮辱我。倍倍尔说，这种人否认平权，未必就是侮辱你，因为不久以前他践踏一切“原则”，压迫着你；他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本来就要压迫你，而且今后还会压迫你（倍倍尔并没有这样说，但是他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倍倍尔为什么这样慎重，只作了暗示，我们下面再谈）。如果我们有可能去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而不去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叛徒。　　
　　
　　有两个思想世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最后的结局，要导致面对面的搏斗，要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扼杀。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小资产者的观点，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虚有其表的立宪法制，不见残酷的阶级斗争，呆在某个小国的穷乡僻壤，忘记了当代伟大的历史问题。　　
　　
　　改良主义者自以为是现实的政治家，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是治国之才。让无产阶级保持这些幼稚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宰者是有利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情地粉碎这些幻想。倍倍尔说道，关于平权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倍倍尔在党代表大会全场笑声中说道：“谁能让整个社会主义党派上这些空话的当，谁就是治国之才，但是谁让自己去上当，那就根本不是什么治国之才。”这些话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即让自己去上德国民族自由党人[15]的当、去上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当的那些人，真是切中要害。倍倍尔说道：“持否定态度的人往往比那些所谓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所争得的要多得多。尖锐的批评、严正的反对，总会产生好的结果，只要这种批评是公正的，而我们的批评无疑是公正的。”　　
　　
　　机会主义者所说的有益工作，在许多情况下指的是替自由派工作，一般是替那些掌握政权、左右这个国家、社会和集体的活动的人工作。倍倍尔也直截了当地作出这种结论说：“在我们党内有不少执行民族自由党政策的民族自由党人。”他举出所谓的（倍倍尔用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16]颇有点名气的主编布洛赫作为例子。“在我们党内是不该有民族自由党人的地位的。”——倍倍尔在代表大会全场赞许声中直截了当地这样说。　　
　　
　　请看《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的名单。他们全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对我们的取消派的行为赞不绝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宣布这个机关刊物的主编是民族自由党人，难道这不是说明有两个思想世界吗？　　
　　
　　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都想采取同自由派结成联盟的政策，有的直截了当地公开宣布并实行这种政策，有的则鼓吹同自由派缔结的选举协定，支持自由派的口号，等等，并为此一再辩解。倍倍尔一次又一次地彻底揭露了这种政策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了解和记住他的这些话。　　
　　
　　“我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去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那可以打赌：十之八九占便宜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将是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则要吃亏。这是政治规律，任何时候，只要右派和左派结成联盟，左派总是吃亏，右派总是占便宜……　　
　　
　　我如果同在原则上和我敌对的政党建立政治联盟，那我就必须根据需要来改变我的策略即我的斗争方法，使它不会导致这个联盟的破裂。这样，我就再也不能展开无情的批评，再也不能进行原则的斗争，因为否则我就会触犯我的盟友；我只好默不作声，把许多事情掩盖起来，对那些无法辩解的事情进行辩解，对那些无法掩饰的事情进行掩饰。”　　
　　
　　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因为它为了一时的利益或从最眼前的、最表面的打算着眼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弗兰克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巴登的大臣们“想吸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共事！”　　
　　
　　眼睛不应往上看，而应往下看，——在革命时期，我们曾对我们那些一再被立宪民主党许诺的种种前景所诱惑的机会主义者说过这样的话。倍倍尔在马格德堡所作的报告的结束语中针对弗兰克之流说道：“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支持群众最希望彻底推翻的政府，这是群众所不理解的。我常常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我们有一部分领袖已经不再了解群众的疾苦了（暴风雨般的赞许声），他们毫不关心群众的境况。”而“在德国各地，群众的积怨很深了”。　　
　　
　　倍倍尔在他的讲话的另一个地方说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特别不能容忍腐败的妥协行为。阶级矛盾不是日趋缓和，而是日益尖锐。我们正在迎接非常非常严重的时期。这一届选举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等着瞧吧。如果形势发展到在1912年爆发欧洲战争，那时你们就能看到，我们将会有什么遭遇，将会处在什么地位。想必不会是目前巴登人所处的地位。”　　
　　
　　正当有些人沾沾自喜地满足于在德国已经习以为常的现状的时候，倍倍尔却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必将发生的变化上，而且建议党也这样做。倍倍尔在结束语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只是前哨小冲突，小插曲。”主要的斗争还在后头。而从这个主要斗争的角度看，机会主义者的全部策略是最无气节和最近视的。　　
　　
　　倍倍尔在谈到未来的斗争时，只是作了暗示。他一次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德国就要发生革命，虽然他的意思肯定是这样的。倍倍尔指出，矛盾在尖锐化，普鲁士进行改革有困难，政府和统治阶级走投无路，民怨鼎沸，欧战间不容发，由于生活费用昂贵和资本家联合成托拉斯和卡特尔而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经济压迫，等等，等等，——他的用意显然总是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革命斗争的不可避免。　　
　　
　　倍倍尔为什么这样慎重，他为什么只作了一些启示？这是因为日益成熟的德国革命遇到了一种特别的、特殊的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不同于其他国家革命前的时代，因而要求无产阶级的领袖完成某种新的任务。这种特殊的革命前的形势的主要特点在于，即将发生的革命必然比过去的一切革命深刻得多，严酷得多，它必然会把更加广大的群众卷入更艰巨、更顽强、更持久的斗争中去。此外，这种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还在于，法制取得了极大的（和以前比较）统治地位，它已经变成了实施这种法制的人的绊脚石。这就是形势的特点，这就是任务的困难和新颖之处。　　
　　
　　历史真会捉弄人，德国的统治阶级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了最强大的国家，加强了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建立最牢固的立宪法制的条件，而现在，他们十分明显地正在走向事情的反面：为了保存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得不毁掉他们的这种法制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出色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法制，建立了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组织，创办了卓越的刊物，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精神提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现在，德国历史上的这半个世纪的时代，由于客观原因很快就不得不被另外一个时代所代替。利用资产阶级建立的法制的时代正在被伟大的革命战斗的时代所代替，并且这些革命战斗将在实质上摧毁全部资产阶级法制，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而在形式上必将是资产阶级为摆脱它所建立的、如今成了它不能忍受的法制而进行垂死挣扎的开始（现在已经开始）。“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1894年恩格斯用这句话说明了形势的特点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策略任务的特点[17]。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摧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党过去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半个世纪的法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当敌人被自己的法制束缚住，不得不“先开枪”，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法制的时候，党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斗争中的这种便利条件，放弃搏斗中的这种有利地位。　　
　　
　　这就是现时德国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这就是老倍倍尔如此慎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行将到来的伟大斗争上，他用自己的巨大天才、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威信的全部力量来抨击近视的、无气节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他们不适合当这场革命斗争的领袖，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被领导者，否则就会被抛弃。　　
　　
　　在马格德堡，人们曾经同这班领袖进行争论，谴责他们，向他们提出正式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伟大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不可靠的软弱分子，这些人深受资产阶级法制的熏染，他们由于迷信这种法制，崇拜一个奴隶占有制时代即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整个局限性而麻木不仁。德国无产阶级谴责了机会主义者，并以开除相警告，从而也就谴责了自己强大组织中的一切停滞不前、丧失信心、萎靡不振以及不能与垂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心理决裂的人。先进阶级谴责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好的革命者，在踏上社会革命之路以前，最后一次检阅了自己的力量。　　
　　
　　正当全世界所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在十分关注德国工人如何准备投入斗争、如何选择斗争时机、如何严密监视敌人并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弱点的时候，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却在幸灾乐祸，庆幸卢森堡和考茨基对当前时机的估计存在意见分歧，庆幸他们对象俄国革命中的1月9日那样一个转折点什么时候到来，是现在到来还是不是现在，是立即还是以后到来这个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机会主义者在幸灾乐祸，他们既在《社会主义月刊》，又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马尔丁诺夫）、《生活》杂志、《复兴》杂志[18]等取消派的机关刊物上，也在《新时代》杂志[19]（马尔托夫）[注：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尔托夫曾受到卡尔斯基同志的坚决驳斥。]上大肆渲染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见分歧。马格德堡代表大会表明，全世界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手法是无济于事的，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作用。机会主义者幸灾乐祸得太早了。马格德堡代表大会通过了罗莎·卢森堡提出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直接指出了群众性的罢工是斗争的手段。　　
　　
　　载于1910年11月16日（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0—18页

　　【参考文献】

　　[13]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于1910年9月18—24日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违反党纪的问题；为争取普鲁士的普选权而斗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不顾历届党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投了赞成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以289票对80票的压倒多数谴责了巴登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巴登社会民主党人随即声明他们今后仍将保留不服从代表大会决定的权利。针对这个声明，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宣布：任何人如违反党代表大会关于表决预算的决定将立即予以开除出党。在通过这项决议前巴登代表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关于为争取普鲁士普选权而斗争的问题的讨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罗·卢森堡为一方和以卡·考茨基为另一方进行的一场争论的继续。1910年春天，由于普鲁士争取实行普选权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德国社会民主党遂面临着关于斗争策略和宣布群众罢工的可能性问题。卢森堡主张无产阶级采取进攻策略，认为它已成熟得足以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了。考茨基则建议不采取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而采取在当时即将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竞选和开展党的议会活动的方针。代表大会通过了卢森堡提出的对党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补充，承认政治总罢工是为争取普鲁士实行选举改革而斗争的手段。——[10]。　　
　　
　　[14]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2]。　　
　　
　　[15]民族自由党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自由党的成员。该党是1866年由分裂出来的进步党的右翼组成的，起初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1871年起成为全德资产阶级的政党。民族自由党是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支柱之一。它的纲领规定实行公民平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德国工人运动加强的情况下，该党就不再为这些要求而斗争，仅满足于奥·俾斯麦的不彻底的改革。它积极支持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求实现德国垄断组织的掠夺纲领。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该党不复存在。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人民党。——[13]。　　
　　
　　[16]《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3]。　　
　　
　　[17]这句话引自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2页）。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重复了这一思想（同上，第610—611页）。——[16]。　　
　　
　　[18]《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　　
　　
　　《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1910年8月和9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　　
　　
　　《复兴》杂志（《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17]。　　
　　
　　[19]《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