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列·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中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这个时代。诚然，托尔斯泰文学活动开始得要比这个时期早，其结束则要比这个时期晚，但是列·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正是在这个时期完全成熟的。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质，产生了托尔斯泰作品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　　
　　
　　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托尔斯泰借康·列文之口非常清楚地道出了这半个世纪俄国历史所发生的转变。　　
　　
　　“……关于收成、雇用工人等等的谈话，列文知道，这种谈话通常都被认为是很庸俗的……现在在列文看来有些却是重要的话题了。‘也许这在农奴制度下并不重要，或者在英国也不重要。在这两种场合，条件本身是确定了的；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倒是俄国唯一重要的问题了。’——列文想道。”（《托尔斯泰全集》第10卷第137页）　　
　　
　　“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能恰当地说明1861—1905年这个时期特征的了。那“颠倒过来”的东西，是每个俄国人都非常了解的，至少也是很熟悉的。这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形成”的东西，却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不熟
　　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看到的这个“刚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象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的确是一个吓人的怪物，因为关于这个“英国”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这种制度同资本的统治、同金钱的作用、同交换的出现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托尔斯泰是根本不想弄明白的。他象民粹派一样，闭起眼睛，根本不愿意看到，甚至拒绝去想在俄国“开始形成”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制度。　　
　　
　　确实，从俄国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迫切任务来看，这个在“英”、德、美、法等国采取了极不相同的形式的制度，即资产阶级制度“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1861—1905年这个时期（甚至现代）来说，即使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那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明确地、具体地、历史地提出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却是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他总是抽象地发议论，他只承认“永恒的”道德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的观点，而没有认识到这种观点仅仅是旧的（“颠倒过来的”）制度，即农奴制度、东方各民族的生活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　　
　　
　　在《卢塞恩》（写于1857年）中，列·托尔斯泰宣称：把“文明”认作幸福，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知识”，它会“消灭人类天性中那种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托尔斯泰感叹地说：“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罪过的指导者，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托尔斯泰全集》第2卷第125页）　　
　　
　　在《当代的奴隶制》（写于1900年）中，托尔斯泰更热心地重复着这种对世界精神的呼吁，称政治经济学是“假科学”，因为它把“处在最特殊的状况下的小小的英国”当作了“典型”，而没有把“全世界的人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的状况”当作典型。这个“全世界”是什么样子，《进步和教育的定义》一文（写于1862年）给我们作了揭示。托尔斯泰引证“整个的所谓东方”（第4卷第162页）来反驳那种说进步是“人类一般规律”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托尔斯泰说道：“人类前进的一般规律是没有的，静止不动的东方各民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的即亚洲式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一切都是虚无，一切东西都是物质上的虚无”（《论生活的意义》，第52页）的信念，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工作者”等等。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里以及在186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也是笃信这种思想体系的。他在《克莱采奏鸣曲》里说：“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里。”他在1862年写的那篇文章里说：大学不过是培养了一些“易怒的病态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是“人民完全不需要的”，他们“无目的地脱离了以前的环境”，“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等等（第4卷第136—137页）。　　
　　
　　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样一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时代，整个旧制度已经“颠倒过来”，而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形成”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形成”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形成”这种新制度，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　　
　　
　　1862—1904年这一时期，俄国正处于这样的变革时代，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则刚刚开始形成，而且形成这些新东西的社会力量，直到1905年才第一次在辽阔的全国范围内、在各种场合的群众性的公开活动中真正表现出来。继俄国1905年的事变之后，正是在东方，在托尔斯泰于1862年所引证的那个“静止不动的”东方，有许多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变。1905年是“东方的”静止不动状态结束的开端。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一年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历史终点，是那个可能和本该产生托尔斯泰学说的整个时代的终点，而托尔斯泰学说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不是什么反复无常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由千百万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产生的思想体系。　　
　　
　　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学说，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是就反动一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来说的）。但是决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觉悟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它是同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后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早在6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评价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评价过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493页。——编者注]。　　
　　
　　其次，列·托尔斯泰的空想学说正象许多空想学说体系一样，是具有批判成分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深刻的见解：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注：同上，第501页。]。正在“形成”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愈发展，它们的活动愈具有确定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　　
　　
　　在25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比如说，在最近10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在我们今天，当“路标派”的自觉的反动思想，即在狭隘的阶级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造成了“取消主义”思潮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载于1911年1月22日《明星报》第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00—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