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致尤·赫·卢托维诺夫　5月30日

　　卢托维诺夫同志：

　　看了您5月20日的来信，我很担忧。我曾希望，您在柏林稍事休息，把病养好，“从旁观的角度”看一看（旁观者清），再思考思考，会得出一些清楚、明确的结论。您在这里的时候，看得出是有不满“情绪”的。情绪，就是某种几乎是盲目的、无意识的、未加深思的东西。我想，好吧，这回该消除情绪，得出清楚、明确的结论了。我想过，也许我们对这些结论也还会有分歧，但毕竟“反对派”的“奠基人”之一（您在信中是这样自称的）会得出明确、清楚的结论了。

　　你的来信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其中所谈的既不清楚，也不明确；相反，还是通篇情绪阴暗，再加上“言词激烈”。

　　不应该这样。

　　事实（您自己谈到了这一点）是顽强的东西。那么就请看一看，您提到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事实。下面我就把您举出的全部事实罗列出来：

　　（1）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是“由一些老官僚主义者”组成的。

　　难道这是事实吗？人名呢？除了鲁祖塔克，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知道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是经过仔细研究的。错误可能会有。应当予以纠正。但为此，首先必须把这些错误明确地指出来，以使阴暗情绪（以及往往隐藏在阴暗之中的谣言，因为谣言是喜欢阴暗和匿名的）没有存在的余地。

　　人名您没有指出来。事实也没有。

　　是鲁祖塔克吗？他哪一点不称职？他“体力衰弱”？那您在我们这里把体力不衰弱的找出来。等我们把越飞和索柯里尼柯夫的病治好以后，马上就让鲁祖塔克从土耳其斯坦回来。

　　我们的“派别倾向性”究竟是指什么呢？是指安排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人当了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吗？依您看，这就是“派性”？如果是这样，那就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何谓派性，何谓党性吧。

　　前几天，在五金工会代表大会上，原“工人反对派”的一位领袖提出了一份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其中22名俄共党员里有19名是原“工人反对派”的人，您是否要说这就是“党性”？[387]如果这不是“派别倾向性”、不是派别复活的话，那么您使用派性这个概念，似乎用得十分特别，似乎很不寻常，甚至与常人根本不同。

　　（2）领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是说托姆斯基吗？原来打算用三人书记处来代替他，而现在干脆把他换掉了。这么一来，您对准派性开的枪，反而打了您自己。而这才是事实。

　　（3）您在同驻柏林使团的胡作非为作斗争时遭到了“来自莫斯科直至伊里奇的疯狂抵抗”。

　　对不起，这是捏造。

　　您对克拉辛为之辩护的斯托莫尼亚科夫赞不绝口。原使团是由柯普率领的。柯普被撤掉了，留下了斯托莫尼亚科夫。

　　这是什么呢？是“莫斯科的疯狂抵抗”，

　　还是对莫斯科的疯狂诽谤？

　　从“事实”来看，这两句不客气的话哪一句更接近事实真相？啊？

　　驻柏林使团是胡作非为过，莫斯科（和克拉辛）加强了您所倍加赞赏的斯托莫尼亚科夫的权力，因而对您同这些坏事作的斗争并没有妨碍，也没有抵抗，而是提供了帮助。

　　（4）您说您在这里（在柏林）发现了一批“无耻透顶的坏蛋和窃贼”，而莫斯科却不把他们撤掉。

　　人名呢？一个也没有。

　　这是事实还是谣言？

　　还是您不知道该怎样向中央、向组织局、向政治局、向中央全会递送控告材料？

　　无论是政治局还是全会，连一份您的控告材料也没有收到过。这就是事实。

　　（附带说说，对于什克洛夫斯基，我和您有过分歧，但是您并没有把分歧提到政治局[388]。我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就知道什克洛夫斯基是布尔什维克。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本可以帮助您同“坏蛋和窃贼”作斗争。可是您却阻挠他去柏林，虽然他在这里不是工作人员，也没有任职。）

　　（5）格尔热宾。关于他，也仅仅关于他，我昨天看到了您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反对意见。这个意见我们将在最近一次会议上加以研究。[389]

　　关于格尔热宾，我们中央委员会里有过分歧。有些人说：干脆就不用他，因为他作为一个出版商，可能敲我们的竹杠。另一些人说：他这个出版商出版东西价钱可以便宜一些。宁可让他敲去一万，只要出版东西价钱便宜一些，质量好一些。

　　于是成立了一个小组，持两种意见的人各占一半。我没有参加小组，原因是我“偏向”高尔基（某些人这样认为），而高尔基是为格尔热宾辩护的。

　　小组对这件事的决定是一致作出的。怎么决定的，我记不确切了；好象是——如果能便宜一些的话，就在格尔热宾那儿买。

　　由此可见，您的结论：“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从安抚高尔基出发，——这说得完全不对。您还写道：“我确信”！！！如果人们在对不难核实的事实进行核实之前就形成自己的“信念”，那么这叫作什么呢？

　　（6）罗蒙诺索夫是个出色的专家，但“克拉辛揭发他搞了一些罪大恶极的交易”。

　　不对。如果克拉辛揭发出罗蒙诺索夫犯有罪行的话，罗蒙诺索夫就会被撤职并送交法庭审判。您只知其一……就把它编成了谣言。

　　克拉辛给我和中央委员会写信说：罗蒙诺索夫是个出色的专家，但是不太适合搞贸易，出了一些差错。克拉辛到了这里，见到了罗蒙诺索夫，审阅了材料以后，他不仅没有提过罪行，而且连差错也不提了。

　　您自己选择吧：是向监察委员会（或随便什么机关）就罗蒙诺索夫的罪行严肃地提出起诉呢，还是把轻率地放出来的谣传收回去？

　　（7）“派到这里贸易处工作的，比如说，有这样的坏人：过去是工厂主，苏维埃政权没收了他的全部裘皮，而今又派他去出售这些裘皮。得了吧，这会有什么结果呢？”

　　您就是这样写的。这怎么能不叫人担忧呢。整整一个反对派的奠基人竟然作出这样的推断！

　　这就好比一个愚昧无知的庄稼汉说：“没收了上千个沙皇将军的土地，还取消了他们的官衔，可是又把这些将军安插到红军里去了”！是的，我们这里大概有一千多个在沙皇时代曾是将军和地主的人在红军中担任要职。而红军却胜利了。

　　愚昧无知的庄稼汉，老天爷会宽恕他。可是对您会宽恕吗？

　　如果您知道谁是“坏人”，那么您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一个负责人怎么可以不提他的姓名呢？怎么可以不对这个某某人提出起诉呢？

　　而如果您不知道姓名，那就是说，这又是传闻？又是谣言？

　　我把您信中全部貌似事实，哪怕稍微有点貌似事实的东西都逐字逐句地列举出来了。结果是：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

　　假如我不了解您的话，那么在收到象您这样的来信以后，我会说：

　　或者这是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他只会歇斯底里地抓住一些片言只语的谣传，而不会去思考、推断和核实。

　　或者这是一个由于觉悟不高和愚昧无知而毫无辨别能力的人，他上了谣言的当；

　　或者这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他在有意散布谣言。

　　但是我了解您，所以我对您说，您的信是一份绝妙的“自我写照”。它表明“反对派的奠基人”热中于无论如何都要扮演反对派的角色，热中于牛头不对马嘴地叫喊什么任人唯亲啦、官气十足啦、制度如何啦，等等。

　　您写道：“问题并不在于某些个人，而在于制度本身。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是无产阶级，还是意志不坚定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是可笑的。正是您的来信，才恰恰是一份极好的自我写照，它向我们表明作者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些人就其职业而言是无产者，就其实际的阶级作用而言往往变成了意志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意志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到一点丑恶现象和罪恶行为，总是怨天尤人、痛哭流涕、张皇失措，控制不了自己，一听到谣传便人云亦云，大发议论，语无伦次地谈论什么“制度”。

　　无产者（不是就其过去的职业而言，而是就其实际的阶级作用而言）见到了罪恶行为就脚踏实地地去开展斗争：他公开地、正式地支持提拔好干部伊万，建议撤换坏干部彼得，对坏人西多尔、对季特的包庇行为、对米龙罪大恶极的交易提出控告——而且干劲十足地、坚定不移地把案子查到底。他（在担任新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锻炼并切实熟悉新的环境以后）会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符合实际的建议：实行什么样的委员制或政委制，对这个地方的规章制度作什么样的修改，把哪些确实可靠的（具有多少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调到哪些地方去工作。

　　正是这样一些无产者，即使他们的职业不再是无产者，也同样有能力建设红军并带领红军打胜仗（这和军事专家及军事官僚中那些数以千计的叛徒和坏人是截然不同的）。

　　正是这样一些无产者，就其阶级作用而言，永远不会落到意志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步——这种知识分子一听到谣言就惊恐不安，张皇失措，把片言只语的谣传说成是“制度”。

　　这就是我给您的坦率的回答。哪怕偶尔能给您一个全面的答复也好，下一次恐怕就抽不出这种时间了。

　　鉴于过去的友谊，我劝您：把神经治治吧。这样才会受理智而不是情绪的控制了。

　　致同志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注释】

　　[387]指亚·加·施略普尼科夫在五金工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行为，这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5月26—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384。

　　[388]看来是指尤·赫·卢托维诺夫对列宁1921年5月7日电报（本卷第357号文献）的答复。卢托维诺夫指出，他认为俄共（布）中央关于派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去柏林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安排工作的决定是错误的，他将抗议这一决定。——385。

　　[389]指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和尤·赫·卢托维诺夫1921年5月25日给俄共（布）中央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反对政治局关于世界文学出版社的书籍宜交季·伊·格尔热宾在德国印刷的决定。他们提出，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处设立的出版机构出版书刊可以比格尔热宾出版的便宜，因为格尔热宾给俄国印书故意抬高价格。

　　列宁在这份声明上批示格·叶·季诺维也夫：“简单给我写几句：您的小组是怎样决定的？中央是否批准了这个决定？”（指俄共（布）中央研究格尔热宾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于1921年4月27日由政治局批准。）季诺维也夫答复列宁说：“小组作的决定主要是关于过去的事（即以前的订货）。没有给过新的任务。大家只同意让他把去年承印的任务搞完。”

　　5月31日政治局研究了斯托莫尼亚科夫和卢托维诺夫的声明，委托季诺维也夫把政治局批准的研究格尔热宾问题小组的决定的准确文本以及季诺维也夫本人的说明一起寄给他们。——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