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69年11月26日

　　亲爱的弗雷德：

　　这一星期我感到不太舒服，臂下的毛病总还是一个累赘。因此，我没有及早地感谢你寄来的关于凯里的评论，他的书我昨天也收到了。

　　在我还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地租论时所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76]中，我就已经分析了其中即使从他的(李嘉图的)观点看来也是错误的东西。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蒲鲁东先生当然立刻把李嘉图的理论转变为平等的道德词句，并因此在李嘉图所确定的地租里看到：“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其他方面，我还指出：

　　“只有在现代社会里，地租所造成的某种土地清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地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着为投入土地的资本而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种类……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标……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全部估价……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至于美国本身的耕作的进步，那么凯里先生忽略了人所共知的事实。例如，英国农业化学家约翰斯顿在他的关于美国的评论中分析道：新英格兰的农业移民迁往纽约州，是离开较坏的土地去找较好的土地(所谓较好，不是指凯里所说的那种尚待创造的较好的土地，而是在化学方面，同时在经济学方面较好的土地)，纽约州的农业移民最初是住在大湖的彼岸，例如住在密歇根，他们是离开较好的土地去找较坏的土地的，如此等等。弗吉尼亚的移民这样滥用无论从位置上或土地肥力上来说都是对他们的主要产品即烟草最有利的土地，以致不得不迁到对于同一种产品(虽然不是对于小麦等等)来说土地要坏一些的俄亥俄州去，如此等等。移民的国籍在他们定居的问题上也是起作用的。来自挪威和我们的高山森林地区的人们选择威斯康星的未开垦的北方森林地带，而美国北方人却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大草原上，如此等等。

　　大草原，无论是美国的或澳洲的，实际上都是凯里的肉中之刺。按照他的意见，一块不

　　完全布满森林的土地，是天然不肥沃的，所以一切自然草原也都是这样。

　　最妙的是，凯里的两大结论(关于美国的)是和他的信条直接矛盾的。第一，因为这些人是受了英国的恶魔般的影响，他们不在新英格兰优良的模范的土地上去从事社会性的耕作，却分散到西部较坏的(!)土地上去。这样就出现了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的转移(此外，附带说一句，凯里的与协作相对立的分散完全是从威克菲尔德那里抄袭来的)。第二，在美国南部，不幸的是，奴隶主(凯里先生是个谐和论者，在他过去的一切著作中总是替他们辩护的)过早地把较好的土地拿去耕种，而把较坏的土地抛开不管。就是说，不应该从较好的土地开始!既然凯里根据这个例子自己确信，真正的耕种者(在这里是奴隶)的活动既不是通过经济理由也不是通过他们本身的其他理由，而是通过外界的强制来决定的，那么，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证明，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中也存在着。

　　根据他的理论，欧洲的耕作应该从挪威的山地开始，从那里再扩展到地中海各国，而不是从相反的方向进行。

　　存在着一种使人不愉快的经济状况，这就是：和其他一切经过改良的机器相反，在他看来，不断改良的土地机器没有使自己的产品——至少在某个一定时期——降低价格，反而使价格提高了(这是左右了李嘉图的一种状况；他所看到的也不过是大约从1780年到1815年的英国谷物价格史)，这种经济状况是凯里企图用一种极端荒谬的和幻想的货币论来加以驱除的。

　　作为谐和论者，他首先证明，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没有什么对抗。第二步是证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谐和，而这种情况也的确是出现过的，因为土地所有权在它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方是被看作正常的现象的。在殖民地和古老的文明国家之间的巨大的、有决定意义的区别就是，文明国家的人民群众因为土地私有制而被排除在土地之外，不论这种土地是否肥沃，是否耕种过，而殖民地的土地，相对说来还能为耕种者自己所有——这种情况凯里却不敢提及。在殖民地的迅速发展中，它绝对不会起任何作用。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所有权问题”(而且它还具有最令人不愉快的形式)会破坏谐和。

　　另一方面，在生产发展的国家中，土地的自然肥力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或者象李嘉图所说的，影响利润率)，凯里却由此反过来得出结论说，在天然最肥沃的地带，也必定有最丰富的和最发展的生产，例如墨西哥的生产一定高于新英格兰，关于这种有意的歪曲，我已经在《资本论》第502页及以下各页中作了答复。[177]

　　凯里的唯一功绩是，他同样片面地主张从较坏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转移，李嘉图则与此相反，而实际上肥沃程度不同的各种土地是同时被耕种的，因此，在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克尔特人当中，各种小块土地都很细心地分配给公社成员，这种分配给后来公有地的划分带来了许多困难。至于说到耕作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有时——根据各种不同情况——是同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有时是一个时期这个方向占优势，一个时期那个方向占优势。

　　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之所以成为级差地租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土地所有者得到了不是由他，而是由租佃者投到土地上去的资本的利息。这种整个欧洲都知道的事实，凯里竟想把它说成在经济学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美国租佃制度还没有发展起来。可是，这种事情也已经在那里在另外一种形式中发生了。不是租佃者，而是土地投机者最后在土地价格中取得租佃者消耗掉的资本。美国的开拓者和土地投机者的历史的确常常使人想起那些例如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最丑恶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83—387页

　　注释：

　　[176]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6—188页)。——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