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摩尔:
寄还希尔施的信并附上一封李卜克内西的信,我刚刚给他写了回信。[246]我提请他注意他的惊人的矛盾:“你写信对希尔施说,报纸的后盾是‘党加赫希柏格’;如果说赫希柏格是一个什么正数的话,那么指的就是他的钱袋,因为否则他就是一个负数。现在你却写信对我说,赫希柏格没有出过一文钱。谁能理解得了,反正我无法理解。”同样地,说什么希尔施“更愚蠢地误解”了伯恩施坦的信,那是荒谬的,因为这封信使人没有误解的余地,伯恩施坦在信中是公然以编辑部领导人的身分说话的。他,即李卜克内西,自然认为一切都是安排得极好的。但是,希尔施有权亲眼看看一切,何况李卜克内西不向他提供了解情况的材料。假如希尔施因此拒绝建议,那么,这要归咎于他——李卜克内西。“至于我们,毫无疑问,如果希尔施不接受建议,我们将极其慎重地考虑,我们该怎么办,而在没弄清楚究竟谁是作为报纸后盾的‘党’之前,我们不上这个圈套。”因为,我对他说,恰恰是现在,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例如,凯泽尔事件[247]……
伯恩施坦的充满不安情绪的来信也一并附上。我还没有回信。你最好暂时把所有这些材料保存起来,对付伯恩施坦不必着急,在我回来以前,可以让那本高贵的《年鉴》安安稳稳地留在伦敦。[2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89—91页
{第418—419页:赫希柏格的杂志:乱糟糟(Konfusion)(并且看来靠不住)(“高贵的《年鉴》”)。}
注释:
[246]这封信以及后面几封信里提到的通信,都与在苏黎世筹备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事有关。1878年10月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在德国国内禁止出版党的报纸,其中包括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通信的内容是讨论新报纸的政治方针和该报编辑部的问题。通信是1879年7月至9月间,在莱比锡(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路·菲勒克)、苏黎世(爱·伯恩施坦、卡·赫希柏格、卡·奥·施拉姆)、巴黎(卡·希尔施)和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的争取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想控制报纸出版工作的企图的斗争,最充分地反映在恩格斯在马克思参与下起草的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通告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8—384页)。——173。
[247]指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的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作辩护的行径,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174。
[248]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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