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61年1月18日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3英镑已收到，到现在才告诉你，请原谅。星期一我的病又发作，由于星期二未见好转，只好又去求助艾伦，因此我现在正在治疗当中。写东西时所必要的动作使我感到疼痛，所以我也就迟迟没有写信。你看，我象约伯[364]那样多灾多难，虽然不是那么怕上帝。

　　济贝尔——看来他很珍惜他的时间，因为他一行字也没有写给我——把载有两篇赞扬我的书[365]的短评的两号《科隆日报》寄给了我。书商的广告登在1月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附刊上。

　　希望你用英文给我写一篇——艾伦嘱咐我至少还得一星期不能从事任何写作——就是说用英文为《泰晤士报》写一篇批判普鲁士大赦[366]的短文。并且要强调下列要点：

　　(1)这种大赦是1849年以来任何一个国家(奥地利也不例外)颁布的大赦令中最可鄙的(微不足道的，真正普鲁士式的)；

　　(2)“自由主义的”普鲁士报刊的状况，可以根据它们如何吹捧这种脏东西来判断；

　　(3)对于某些小的违法行为——违抗宪兵，冒犯官长等等——的大赦令，在普鲁士每次新王即位时总是颁布的，而当前这次大赦实际上无非就是这一种大赦；

　　(4)一切流亡者——也就是1848—1849年革命的所有参加者——实际上被排除在大赦之外。对那些“可能要被我们的民事法庭判罪”和“被准许自由返回”(似乎不是任何人都有“合法”权利在任何时候返回)的流亡者，答应由司法部“按规定”为之提出“赦免申请”。事实上这种诺言得不到任何保障。选择这种无聊的形式，似乎是因为普鲁士是一个“法治国家”，国王按照宪法不能中止任何审讯。对一个正如《普鲁士司法报》[367](柏林)所承认的那样已经有10年不存在任何法律的国家来说，这是极愚蠢的滑稽剧。此外，要知道缺席判决是可以立即被撤销和废除的。当施梯伯、格莱夫、戈德海姆跟西蒙斯、曼托伊费尔等人一样仍然逍遥法外的时候，这种卖弄“法律”的做法，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5)但是最卑鄙的是大赦令的第4条，按照这一条规定，凡“以后可能被军事法庭判罪”的人，必须先向威廉“请求恩赦”，然后由他“根据我们的军法部门提出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定”。

　　这里必须考虑到，按照普鲁士后备军条例，很少有哪一个普鲁士流亡者会不受“军事法庭”的管辖[368]；“请求恩赦”是无条件规定的，而对这种屈辱却没有许诺任何肯定的补偿；最后，威廉比起任何一个流亡者来更需要“大赦”，因为从严格的法制观点看来，他根本不该钻到巴登等地去的[369]。

　　《泰晤士报》肯定会非常乐意采用这种批判文章。我想把这篇文章同时也寄给其他报纸，当然，只署名：“一个普鲁士流亡者”。同时给编辑部写封私人信。

　　这是回敬普鲁士的狗东西们和那位率领他们的军士的唯一方法。

　　你的　卡·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44——146页

　　注释：

　　[364]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是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顺驯服，因之得到上帝赐福的典型。——306。

　　[365]指马克思《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306。

　　[366]1861年1月12日，在普鲁士由于威廉一世即位颁布了对政治流亡者的大赦。恩格斯就这个题目所写的一篇文章没有刊登出来。——306。

　　[367]《普鲁士司法报》(《Preu?ische　Gerichts　Zeitung》)是自由派的日报，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从1861年第44号起用《德国司法报》的名称出版。——307。

　　[368]这里说的后备军是普鲁士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包括在常备军和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年长的义务兵役人员。按照普鲁士后备军条例的规定，凡是破坏军纪的人员应受军事法庭审判。对作为前后备军战士的流亡者，在他们返回普鲁士时，条例的这一规定同样适用。——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