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涅·切列万宁《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一书上作的批注[161]。(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以前)

　　在涅·切列万宁《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一书上作的批注[161]。(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以前)

　　切列万宁：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


　　[Ⅵ]　果真象考茨基和许多布尔什维克不久前所想的那样，只有立即彻底改造我们的土地关系才能摆脱我们现在的危机吗?反之，((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不能完全或大体上做到这一步吗?必须首先回答这些问题，才能为比较科学地预见未来铺平道路。


　　[1—2]　……随着对革命及其前途的失望情绪的增长，斯托雷平先生的土地措施的反动色彩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将逐渐模糊起来，他们对这些措施的同情也将更自由地表现出来。从这方面来说，莫斯科《一小时报》(1907年第44号)刊登的马克思主义者嘉科诺夫的题为《农村宪法的实质》一文就是一个很大的征兆。在笼罩着社会，也同样笼罩着报刊的一片沮丧和玲漠之中，这篇文章的特点是它的朝气勃勃的乐观愉快的调子。这篇文章是很不严肃的，因为它没有证明任何东西，也没有举出任何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但是它充满信心和希望，而这种信心和希望是朝向斯托雷平先生的土地措施的。这篇文章很大胆，它是一个开端，后继者也许会接踵而来，从这一点来说文章很有意义……


　　[4]　……但是，竟然需要40多年，这种旧制度的危机才能到来!


　　也许，还需要同样这么多年，现在的准立宪制才能在采取土地措施之后为真正的立宪制度所代替?


　　那么，我和嘉科诺夫大概都不会活到那个美好的时候，而嘉科诺夫欢欣鼓舞的调子大概也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根据了。


　　但是，如果把这一点抛在一边，那就必须承认嘉科诺夫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不正常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要求个人自由退出村社，斯托雷平先生迎合这一要求，并对自由退出村社给予保证。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都一致证明，农村内部的分化对俄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斯托雷平先生力求引起并加速这种分化。他不但提供了脱离村社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在农民银行的帮助下几乎无需立即付钱就能给自己买到土地的可能性。


　　[6]　……如果一部分农民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另一部分农民也向往着脱离村社和购买土地，那么农民阶级就不再是一个对地主同仇敌忾的统一的整体了；它分离了，分散了，它被内部矛盾削弱了，于是它对政府来说就不是可怕的了。


　　如果斯托雷平先生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在促进俄国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能解除农民阶级这个现存制度的敌人的武装，那它是很厉害的，是难以对付的。批评斯托雷平先生土地政策的人，正应当注意它的这两个方面，而不应当把它同它根本没有给自己提出过的任务——使所有不富裕的农民得到满足——加以对比。


　　因此，我们不得不抛开诸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所提出的一类论点，而首先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来研究这个独立性问题，即斯托雷平先生的措施和反对党解决土地问题的尝试。


　　[8]……如果我们按农业人口计算耕地，则每人平均有土地1.96俄亩，而不是2.59俄亩。但是俄国每个农业人口的耕地仍然比德国和法国的每个农业人口的耕地多(1.75和1.81)；此外，在德国和法国，大、中土地占有者掌握的土地所占的百分比却比俄国的大。即使我们拿中部黑土区来说(就占有土地来说，它在俄国各区中是倒数第二位，倒数第一位是西南区)，就是在这个区每个农业人口的耕地(1.35俄亩)也比比利时(1.31)、奥地利(1.26)、瑞典(1.22)、意大利(1.01)、匈牙利(0.96)每个农业人口的耕地多。


　　{注意　土地占有，错误的根源之一}


　　[9]　((总之))我们得出俄国缺少耕地的两个基本原因是：(1)耕作落后；(2)加工工业不发达。


　　[11]……从居民的收入中经常征收几十亿卢布，这些钱他们本来是可以用于提高生产力，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有还之于民，没有通过国家活动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可是这怎么能阻碍工业的发展呢?直接向工业代表人物征收的税款是微不足道的。我国预算的主要负担，通过间接税，以及部分地通过直接税落在劳动者身上，也就是说，首先，也是最大部分落在农民群众身上。这样一来，我国预算直接压迫的是农村，而不是城市。


　　当然，在另一种非生产性消费(地主手中积累的收入)上，这一点是更加明显的……”


　　这两种非生产性消费怎么能压迫工业呢?显然，它们对农村的压迫有多大，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有多大，那它们对工业的压迫也就有多大。它们压制我国工业的国内市场，从而妨碍工业的发展。从马斯洛夫引用的非生产性消费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无疑就是这样……


　　[25]俄国还有一些土地辽阔的地区，但其中大多数地区要达到适宜于耕作的地步，还需要庞大的生产费用，而直接适宜于耕作的备耕土地目前甚至在西伯利亚也不是特别多的；此外，需要土地的农民离这些备耕土地还很远，要把他们迁移到那里也需要大量费用。……


　　[27]……用来证明它[注：指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编者注]的最有力的意见是这个反面证据：假如没有这一规律，那么一俄亩土地就能生产出养活全世界所需要的粮食。马斯洛夫在他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个意见，遗憾的是他由于承认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而严重地破坏了他对“农业发展条件”的很有意义的分析。他说：“假如同一面积土地上再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能够获得不少于前次投资所获得的产量的话，那扩大耕地就没有意义了。”(《俄国的土地问题》第67页)……


　　[33]……这样一来，由于欧洲农业发展的单纯历史条件，问题并不仅是只有一部分设施和花费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农业大厦开始摇晃了。


　　欧洲土地危机的原因可能而且照我看来应当这样解释，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无关。


　　[42]不管怎样，要驳倒布尔加柯夫先生是很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非常可怕的，以致他预见将来农业人口甚至要靠城市人口来增加.从而使文化水平降低。弗拉基米尔·伊林在他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篇有意义的著作中，仅仅指出欧洲各国在粮食生产增加的同时农业人口减少这一毫无疑义的事实(《土地问题》第168页)，便很容易地驳倒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伊林认为他以此也就驳倒了这个“规律”，那不过是徒劳而已。


　　粮食生产可能增长，农业工人人口可能减少，然而用、于生产农具和人造肥料产品的劳动量却可能因此大幅度地增长，而用于农业的总劳动量可能比粮食生产增长得更快。


　　但是，即使我们能够证明劳动生产率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而增长了，但马斯洛夫作出的那种解释的“规律”并没有被驳倒。


　　[44]　总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失去了一切重要的依据，农业生产发展的事实与其说证明了它，不如说驳倒了它。


　　[47]　……如果俄国的潜力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潜力能不能通过逐渐改变不良社会条件的方法来克服这些条件，而不用立即从根本上打破，即不采用激进手段来改革土地关系呢?如果这种激进的改革不是必要的，那么立即从根本上打破政冶制度也就不再是必然的了，那么俄国按照普鲁士式甚至按照奥地利式来发展就成为可能了。……


　　……许多反对旧秩序的战士自觉地把通过改造土地关系来给我国大生产的发展设置障碍作为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他们追随西方社会主义者中间倾向于根据西欧的经验在农业上使小生产比大生产具有优势的相当明显的思潮……


　　{民粹派}


　　[53]　……因此，假如可能给我国农业大生产的发展设置障碍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会给俄国的经济高涨设置障碍


　　{既新鲜又巧妙}


　　[56]土地占有的条件无疑是在极其有力地决定着经营方式。但是大土地占有在这方面比小土地占有更富有弹性


　　[68]决之，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不但理论上的意见，而且西欧国家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农业和工业一样，发展大生产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分析俄国农业发展的障碍以及可能排除这些障碍的条件。


　　[69—70]农民解放后，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有三条道路，从而产生农村内部分化的三种形式。首先，在大土地占有的地区，由于土地占有者本人的生产活动，或者由于他们把土地租给大的资本主义承租人，因而大型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发展。如果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走这一条路，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从农民中间分化出一个规模愈来愈大的、完全或主要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阶层。


　　其次，农民自身内部的分化可能导致分离出一个力求通过购买或租赁地主土地来扩大自己经济的富裕阶层。


　　最后，第三种分化方式，这就是各个地区之间的分化，例如：南方省份的土地占有者和农民利用中部省份破产农民的雇佣劳动。


　　这三种方式都能发展俄国的生产力，而且由于俄国地大物博，看来在解放改革后的40年间，俄国的农业和工业，都能够有巨大规模的发展。


　　但实际上，工业发展相当缓慢，而且从1891年起就出现了农业危机，表现为频繁的歉收和饥荒。


　　显然，农业生产力在解放改革后或者很低，或者根本没有发展。


　　[72]在我们说到的三种分化形式中，只有地区之间的分化这一种形式无阻碍地发展了。在南方一些新罗西亚省份内，不仅地主经济，而且农民经济都发展起来了，农民的马匹数增长了，使用各种农具的数量也增多了，同时农民离开中部省份被雇佣到这些省份从事农活的情况也多了。


　　[74]要多少有点成效地从事经营的困难不断增加，这使农民贪婪地盯着地主的土地，不惜以任何牺牲和费用为代价去租赁地主的土地，以求扩大自己的经济。农民的日益贫困使地主阶级有可能通过对农民进行完全非生产性的剥削来不断增加自己的收入。许多贵族地主本来就没有能力来发展农业，而现在通过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用农民的农具牲畜耕种土地能够得到愈来愈多的收入，这就使他们愈来愈失去从事独立经营的任何兴趣了。


　　[75—76]为了提高农业水平，他们本来应当有可能租赁或按合适的价格购买地主的土地，但是大多数农民破产了，他们除了在农村务农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出路，这就使地租和地价上涨得很厉害，以致租赁土地对富裕农民来说也变得好处不大了，而购买土地变得既无利又困难了。结果农民大部分被推入了贫困的深渊，还有一些较富裕的人，他们在另外的条件下是能够使自己的经济比较牢固地站住脚的，现在也被引向了贫困的深渊。


　　许多中部农业省份和一部分伏尔加河流域省份的情况就是如此。[注：“注意”二字在该书这一页的左上角。——俄文版编者注]


　　如果整个俄国的情况是如此，那就使土地和政治方面的最激进的改革成为完全不可避免的了。这样一来，出路只有一条：完全消灭或严格限制国家和地主的非生产性的剥削。而这一点只有以几乎完全消灭许多地方的贵族土地占有和实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为代价，才能得到。


　　[77]　其次，在欧俄南部和欧俄东部的部分省份，在北高加索，在西伯利亚，我们看到富裕农民在许多情况下都在顺利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上述情形一般说来完全足以使人相信：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正常的条件能够引起在土地和政治方面进行重大改革的极其强烈的要求，但这些条件仅仅对俄国拥有少数农民人口的一小部分地区有效。[注：“注意”二字在该书这一页的左上角。——俄文版编者注]


　　[78—79]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最终能够逐步使相当大一部分农业人口摆脱他们所陷入的那种困境。


　　既然不能排除这条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那么，这样一些看来本身纯系治标的措施就可能具有巨大的意义，如：合理组织移民，在农民银行的帮助下协助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等等。


　　这样一些措施虽然迥然不同于用激进手段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却能大大促进农业向正常发展过渡，如果这种不经过激进改革的过渡真的可能的话。[注：“注意”二字写在该书这一页的左上角。——俄文版编者注]当然，只有至少逐步改变政治制度，即在政治制度上确立自由的立宪原则时，这一切才能发生作用。[注：“!!注意”写在该书第79页的右上角。——俄文版编者注]没有这个条件，俄国经济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从这种逐步的发展距政治制度在最近时期的彻底民主化当然还离得很远。后者只有在用激进手段改革土地关系时才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这样的发展道路是否可能呢?俄国能否不采用激进手段打破土地关系而通过自然的经济发展达到稳固的经济高涨呢?


　　即使现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下降的趋向占优势，也没有理由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


　　[85] 1896—1906年这一时期内马铃薯播种面积，从2265100俄亩增加到2699100俄亩，即增加19.2％。


　　[94]农民群众贫困和破产的程度愈来愈超过工业增长的程度，有使工业最后停止增长的危险。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一深刻的矛盾，由于受到对日战争的强大冲击，成为我国革命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动力。


　　[95—96]　我们的分析表明，自然的经济过程的特点是具有巨大的力量的，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它甚至有可能胜过阻碍经济发展的那种影响。既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那么用激进手段改造土地关系在经济上是否必要就值得怀疑了。但也仅仅是值得怀疑而已。无论是理论上的理由还是实际资料，都不能使我们相信：农业发展中的积极方面同临近革命的时期一样将继续比消极方面占优势。[注：“注意”写在该书这一页的左上角。——俄文版编者注][96—97]　因此在设想经济发展的最有利的条件时，必须承认自然的经济过程应当得到其他某些辅助因素的帮助，否则俄国就避免不了严重的农民骚动，从而俄国的经济生活也就避免不了严重的周期性的动荡。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是哪些原因在妨碍农村的经济发展，这些原因就是农业人口文化和智力水平低下以及国家和地主对他们过分的非生产性的剥削。


　　我国落后的这两个基本原因作用愈小，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困难就愈小，它就能愈快地完成复兴俄国的工作。当然，只有在克服经济发展的原有障碍的同时不再人为地设置新的障碍的情况下，这一点才能实现。


　　[98]　……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民粹派可以在那里炫耀自己的荣誉了。的确，我们看到，由于受到中等农业省份紧张而急剧的运动的影响，我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涂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一些民粹主义党派(劳动团分子、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中开始发挥突出的作用；另一方面，最积极地参加了运动的农民的思想也影响了社会民主党，在它内部引起了相当明显的拥护平均分配土地的思潮。


　　[注：这两个叹号写在该书这一页的右上角。——俄文版编者注][99]　我在那里还指出，奥尔洛夫斯基由于醉心于分配土地而完全无法理解地方公有化的观点。在赞成后一种观点的人把阻止对大农场的野蛮摧残作为自己的任务时，奥尔洛夫斯基却相反，完全不能“理解，对大农场，除了加以消灭，然后把相应的土地分配给小私有者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甚至在我同布尔什维克奥尔洛夫斯基论战的文章写成以后，他的观点在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的《土地问题的数字说明》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了更为详尽的发挥和论证。在他那里分配土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地主的全部土地都要分配，同时不同地区农民之间要拉平。


　　[注：“原文如此!”这几个字写在该书这一页的左上角。——俄文版编者注][102]这样一来，分配土地将使全民收入减少，但最低限度能否多少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状况呢?


　　[103]　当然，普罗柯波维奇的数字只是大约的数字。但是，不管这样的计算多么不精确，至少下面这一点是无疑的：把私有土地分配给所有的贫苦农民，出不会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有较大的、可靠的改善。


　　[107]在这样的条件下，从前破了产的农民在分配到地主的土地以后对工业品的需求几乎也不会提高。


　　但是，工业品的市场却会大大缩小，这是因为：第一，农业收入总额减少了；第二，地主的收入没有了；第三，少地省份的农民迁往地多省份将给那里的农民造成损失。


　　[108—109]野蛮摧残西南边疆区经营得很好的大农场，不仅会使那里以前收入的总额下降，而且很可能甚至使农民的收入也下降。于是，西南边疆区的农民在自己的农业收入大大下降之后，现在也和其它省份(如库尔斯克省、沃罗涅日省)的农民一道怀着同样的目的到新罗西亚草原去。他们在那里会把新罗西亚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中曾经有过的相当大的技术进步化为乌有。由于劳力过剩，地主土地上使用过的农业机械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是多余的了。而当地农民的生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因总收入的减少而大大增长。他们租赁的土地将转入外来的农民之手，他们在地主土地上的收入也就没有了。


　　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入将大大下降。


　　然而，正是新罗西亚和北高加索的省份以及东部省份这样一些地多的省份的农民能够较多地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


　　市场将缩小，对劳动的需求将减少，主要的受害者则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当然不会由于分配土地而消失。不能把土地分配给工厂的工人，此外，他们的队伍将得到大批农业无产阶级的补充，后者在私有农场消灭之后由于缺乏生产工具而仍然无事可做，在农村也找不到工作。无产阶级的人数将增加，而对其劳动的需求却在减少。同时，对日益贫困的农民来说，打发家中多余成员进城市去谋生的可能性将减少。


　　这样一来，在部分农民生活状况明显改善的同时，无产阶级和相当多的农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将发生同样明显的恶化。


　　但是，甚至无产阶级生活状况明显的恶化也不能迫使社会民主党反对这样的改革，如果这一恶化是暂时的，如果以这种暂时的恶化为代价能够达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的话。但是平均分配土地不仅不会使生产力发展，而且有


　　(1)充分根据证明它将成为这一发展的障碍。它将消灭那些文


　　(2)化发源地，许多地方的私有农场就是这样的发源地；它将引起那些地多的边疆区的贫困化，这些边疆区在某些地方


　　(3)曾使劳动生产率得到高度的发展；它将使曾经推动土地集


　　(4)约化的工业增长缓慢下来；它将严重阻碍大农场的发展，因为极端的贫困和破产仍然无碍于农民小私有者保有自己的那块土地并为之拼命奋斗。


　　[110—111]国家和地主对农民的非生产性的剥削之所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因为这种剥削削弱并妨碍了农村内部的分化。而平均分配土地则试图排除这个阻碍，其办法是把这种分化消灭在它形成的地方并为其将来的发展设置最大的障碍。


　　分配土地的方案力求阻止自然的经济过程发挥它迄今一直发挥的作用，但并没有同时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任何新的道路。


　　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是一个真正野蛮的方案。


　　它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进步，甚至直接使无产阶级群众的生活状况恶化。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最坚决地拒绝这一改革，那它就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当然所有这些见解不能适用于比较温和的改革——在当地农民之间分配他们租赁或用他们的农具牲畜耕种的那一部分地主的土地。


　　这样的改革也会有很严重的缺点。在目前以小农为主的地方，大农场也许能发展起来，要是土地完全转归他们私有，就会长时期内排除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112]但是，只限于这种部分分配的改革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在革命时代它可能不会使农民满意，而且无产阶级如果仅仅提出这样的改革，又可能妨碍他们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正在发展的农民运动曾经提出剥夺地主全部土地的口号，而且只有在这一口号的基础上才能在革命高潮时期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若不背叛自己的原则，就只能以一种形式——土地地方公有化形式来接受这个口号。


　　(b)土地地方公有化


　　在《农民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小册子里，我不得不详细分析列宁加以发挥的土地国有化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是把谁将支配没收来的土地这个问题完全留作悬案了。


　　方案如果是让中央政权支配分布在俄国辽阔疆域上的土地，那它就荒谬得不值一提了。


　　(如果)作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的国家让地方自治机关支配土地，那么这样的国有化就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地方公有化。这种国有化与地方公有化不同之处仅仅是在复辟取代革命高潮时可能产生一定的不良的政治后果而已。


　　[113]地方公有化方案是以中等农业省份贫困程度相同的农民的运动为出发点，分配方案也就迎合了他们的愿望。只有在农民运动极盛时期，在它能够动摇旧制度的基础时，平均分配土地和地方公有化这样一些极端的方案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盲目地追随破产农民的反动欲望，而公有化方案则力求使农民超脱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以此来增加农民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共同点。地方公有化方案排除对大庄园的野蛮摧残，对分配地主土地持否定态度，只是万不得已时才容许把那些实际上由小农场经营的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这个方案虽然保留农村中的大农场，但绝不是打算原封不动地保留它。


　　[114]　……瓦连廷诺夫自己不但认为下面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而且表示确信不疑：新式农业生产也将不只是由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主来组织。这种农业生产既可能在地方自治机关组织的示范农场及其他农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也可能在把地方公有土地租赁和交给无地工人协会和农民共耕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同上，第52页)


　　现在，由于革命低潮引起的普遍清醒，这样的论断对许多人来说，不过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美丽的幻想而已。但是，即使不能否认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来已有许多事实引起了人们对能否实现我们土地纲领的理所当然的怀疑，我们目前仍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这一纲领。


　　[115]现在，在哪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获胜的问题还不能彻底解决以前，社会民主党有一切理由坚决果断地坚持自己的土地纲领。它有责任向无产阶级和破产农民坚决指出，如果自然的经济过程最终也能引起经济高涨，那么，这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以千百万劳动人民挨饿受苦为代价换来的。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才能完全防止这种牺牲。……


　　(c)立宪民主党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


　　布尔什维克在其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不止一次地竭力抨击他们，把他们时而同大地主联系起来，时而同大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为了证明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不止一次地利用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方案。实际上，再没有比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方案能更好地证明立宪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了。


　　[116—117]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成立的土地特


　　(1)别委员会曾试图给纲领加上两点补充，使其性质略有改


　　(2)变；它试图：第一，对剥夺地主的地产加以严格的限制；第二，对贯穿在土地纲领中的国有化思想予以打击。可是这两个尝试都遭到了失败。


　　对剥夺地主地产加以限制的提案具有如下特征：


　　(1)在私有土地中，出租的土地(租金、对分制、工役制等等)和用农民的农具牲畜耕种的土地应立即毫无限制地予以转让。


　　(2)土地占有者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经营的私有土地，应在地方特别委员会所规定的当地的迫切需要范围内予以转让。


　　(3)在第二类土地中，上述机关可以认定属于在作物栽培方面对当地居民有特殊意义的那些典型示范农场的土地不应转让。


　　众所周知，这些限制终于赢得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的承认，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却引起了“长时间的辩论”，并且，按切尔年科夫先生的话[注：《人民自由党的土地纲领及其以后的修订》，载于1907年《人民自由党通报》免费附刊。]来说，代表大会上的辩论主要正是集中在似乎最没有问题的最后一点上。保护示范农场免受野蛮摧残，看来是参加代表大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所难以理解的。


　　[118—119]对于方案中这一方面的评价，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不存在分歧。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国有化思想的列宁，甚至在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也只获得少数。然而他还是认为，只有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国有化才是可行的。


　　立宪民主党人并不力求达到这种完全的民主化，他们的整个纲领是“按照公平的价格”给土地占有者以报酬，指望旧政权同人民妥协。


　　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有化使国内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大本来就很大的国家经济，所以，与其说它是为立宪国家建立物质基础，不如说它是为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建立物质基础。


　　因此，赇立宪民主党向第二届杜马提出的法案这个最新产品中完全排除国有化和国家土地的思想，只能表示欢迎。


　　但是，如果说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方案中国有化思想仍是不可动摇的，甚至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的对待大农场的野蛮态度当时就受到了一些限制。


　　[120]这样，我们便得出一个普遍分配土地的方案，它是民粹派设计的，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一些追随者，而且由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作了详细的发挥和论证。立宪民主党人也想入伙。他们也准备对所有的大农场进行野蛮的摧残，仅仅对示范农场表示宽恕。后一点自然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优点，但却是很微不足道的优点。


　　特别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大农场的存在具有巨大意义：它处于发展过程中，它拥有小农场所没有的广阔前景。立宪民主党的方案却要中断大农场的这一发展过程，只保留少数几个“非常集约化的示范农场”。


　　[122]实际上，在英国不合理的并不是那种能够把土地的生产率提高到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农场，而是那种由于工业发达而增加到骇人听闻的高度的地租。这种地租在蒸汽运输工具使廉价粮食充斥英国的情况下而成为不合理的了。俄国则是在蒸汽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发展的，因此它任何时候都不会遇到英国曾遇到过的那样的情况。


　　[123—124]中等农业省份的农民大多数已经落到完全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经济的那种破产的地步。即使地主的全部收入归他们所有，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小农场一般说来不能取得大农场那样的进步，而我国的小农在长时间内就连小农场所能达到的进步也不能表现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若以消灭农业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大农场作为进一步发展国家经济的赌注，那纯粹是丧失理智。在地多的地方，在农民自己能耕种自己的和地主的全部土地的地方，通过把地少的农民迁到那里的办法，使农民从劳动标准降到消费标准，这同样也是丧失理智。


　　[124—125]立宪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但混入了大量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后者的混入使立宪民主党在政治问题上不那么民主，但在土地问题上同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相比却不那么反动。立宪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905年12月召开的，它甚至对示范的大农场也不能容忍。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届杜马召开之前，在已经比较平静的时期召开的，它对大农场已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大体上赞成附有消费标准的方案。


　　[127]雇农需要的不是消灭大农场，而是限制对他们劳动的剥削，使反剥削的斗争易于进行。


　　既然立宪民主党的方案蓄意侵犯大农场，那它就与农业发展的利益相抵触，也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只有社会民主党的方案才完全符合这两者的利益，这个方案不是要消灭大农场，而只是把土地所有权和地租收归人民地方自治机关所有，把大农场置于它的监督之下。


　　只有采取这样的形式来剥夺经营大农场的大土地占有者才能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不能实行这种形式的剥夺，那么对大农场来说剥夺是完全不适宜的。于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就只允许强制转让用农民的农具牲畜耕种的土地。立宪民主党最近的方案与问题的这种提法颇为接近，所以实现这一方案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进步的事。


　　[129]　向第二届杜马提出的立宪民主党的方案暴露出一种要把消灭大农场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倾向。这是对土地占有者利益的让步，同时这也是对社会发展利益的让步。但是该方案的另一项新措施则只是对土地占有者的让步和对社会发展有害的让步。


　　按照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方案，付给地主的报酬是由国库发给“为此目的而发行的按票面价值计算的有息证券”，而按照提交给第二届杜马的方案，这种报酬是发给现金。


　　这是对土地占有者的重大的、无法自圆其说的让步。


　　[130—131]但是，这种担心可以用发给记名债券的办法来消除，这种债券只发给地主，他无权转让给冒名顶替者，但国家以后也无权转让。用这样的证券来清偿对国民经济也比较有利，因为它能消除发给地主的酬金用于非生产性消耗的可能性。这将保证地主按照“公正的评价”拥有他们的收入，也将保证国民经济有可能通过适当的税收以减少这种收入，如果人民的利益和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利益要求减少这种收入的话。


　　假如立宪民主党人能对自己的方案作这样的修正，那么在一定条件下这个方案就可能作为当前的追切要求将所有反对派联合起来。[注：“注意”二字写在该书第131页的右上角。——俄文版编者注]


　　经过这样修正的方案不会束缚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力求进行更广泛的土地改革的手脚，如果这种改革以后有可能的话。


　　但是，付给地主20—30亿现金，在目前国家破产的情况下不能不遭到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的最强烈的反对。


　　[137—139]这样一来，农民通过农民运动得到的成果必定加强私有经济中进步倾向的发展，并在将来使这种经济的地位变得更加巩固。


　　但是，为了使这些成果对农民和农业来说不致成为暂时的和偶然性的，就必需保证农民有可能为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进行合法的斗争。如果农民没有可能通过联合会和罢工进行斗争，就象西西里和匈牙利的农民所进行的那样，那么农民运动将周期性地具有自发的破坏性，表现为大规模的破坏、抢劫和纵火。


　　但是在我国，在农民运动已开始失去破坏性具有较为和平的罢工的性质以后，政府和行政当局却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开始用暴力镇压罢工。1906年4月15日的法令对参加罢工的人以刑事处分相威胁，而就在这个1906年拥有特命全权的地方行政长官威胁罢工者，要用火与剑进行残酷镇压。[注：“注意　叛徒”这几个字写在该书第138页的上角。——俄文版编者注]


　　其实，毫无疑问，除了有激进手段打破土地关系以外，如果还有其他出路能够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可能的话，那么这种出路只能是农民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进行自由的、有组织的斗争。


　　也许革命的和反政府的党派在暴风雨般的1905年为了实现用激进手段改革土地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远景，做得过头了。许多当时看来毫无疑义的东西，现在看来却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然而现行的准立宪制同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绝对矛盾无论如何是没有疑义的。所以，如果我国的土地问题无需采用激进手段改革土地关系也能解决的话，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需要自由立宪制。


　　但是，我们尚未研究斯托雷平先生的措施。也许，他的措施会给我们开辟另一前景。


　　[139 140]嘉科诺夫不肯列举任何实际材料以证明他所描绘的情景是正确的。显然，他没有这类事实，显然，他完全不考虑现实，只是从理性出发进行推论。而现实恰恰远不是他所划定的框框所能装得进去的。在斯托雷平先生的措施里根本没有他从中找到了的那种统一的思想。如果愿意的话，对这些措施可以作出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


　　[140]　……农民向银行申请购买土地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同时购买者的成分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共耕社购买的百分比由5.6％增长到15.8％，而协作社和个人购买的百分比却减少了。如果我们列出下表，则这个结果会看得更加明显：


　　{问题不在于“思想”}


　　年平均数


　　时

　　农申　协申　单申　申


　　村请　请

　　独请　 请

　　请购土


　　期　 共书　作书　书

　　书

　　准买地


　　耕份　份　 农份　 总

　　贷


　　社数　 社数　户数　数

　　款的数


　　1901—1903年　457　5708　2033 8197 1065 523


　　1905年11月3日至1907年9月1日　1361　5394　1861　8616　1360　944


　　{2年还是3年?22个月}


　　[142—143]这样，银行新的活动的特点无疑是由较富裕的农民负担费用来加紧协助地少的农民购买土地。


　　然而银行活动的这一新趋势早在斯托雷平先生执政前就已经开始了，斯托雷平先生只是从1906年下半年起才有可能影响银行的活动，同时我们也没有1907年银行活动情况的资料。也许，银行活动的成果因此才不能记在斯托雷平先生的账上吧?然而我们面前却有一份不久前公布的土地规划委员会截止1907年10月1日的活动概述。从这份概述中我们看到什么呢?在土地规划委员会的帮助下，购买银行土地的人在购买土地以前，每户土地不到3俄亩的占52.9％(其中30.7％不到1俄亩)，有3—8俄亩的占30.4％，有8俄亩以上的只占16.7％。同时概述的作者肯定地说，帮助购买者买8俄亩以上的土地是发生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些省份，因为在这些省份有8俄亩土地还算是地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甚至有8俄亩以上的这一类户和半数有3—8俄亩的户列为地多的户，那么这两类共占31.9％，这样一来，要购买的全部土地有68.1％即2/3以上应由地少的农民购买。


　　可见，土地规划委员会并不是力求促进农村的分化，而是力求促进改善不太富裕的农民的生活状况。


　　政府在移民方面工作的宗旨也就在于此。


　　在这方面，还在革命前不久就由1904年6月6日的法令规定了明确的方针，该法令的宗旨是改善“绝对少地的”那一部分农民的生活状况，而最近几年来的一切资料，特别是1907年加快迁移农民的做法使我们确信：政府没有违背这个方针，而是仍然力求主要迁移少地的农民，而不是象嘉科诺夫所想的那样仅仅迁移中等富裕的农民。


　　我们注意到所有引用的事实，就可以比嘉科诺夫拥有更多得多的权利作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斯托雷平先生的政策旨在改善少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果我们用嘉科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特有的那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继续推论下去，我们就可以说：斯托雷平先生的活动改善了不太富裕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其说它加强了农民的分化，不如说它削弱了这种分化，它妨碍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因而具有反动性。


　　[145]　……而11月9日法令则使所有拥有多余土地的农民有可能把他们使用的全部土地归为己有。


　　这项法令刺激这些受到优待的农民的欲望，使他们有可能通过退出村社来逃避土地的重新分配，从而使村社失去其继续存在的任何意义。


　　因此，11月9日法令不是分离村社的法令，而是人为的、用强制手段破坏村社的法令。同时，这是一个剥夺多数农民一部分土地而给予受到优待的少数农民的法令。


　　所有由于家庭缩小或增长较慢而处于优越地位的农户分离出来了，这就使村社中份地的平均面积缩小了，村社所能拥有的土地也减少了。


　　嘉科诺夫没有能用自己的思想把斯托雷平先生的措施统一起来，但是用相反的思想也不能把这些措施统一起来。


　　斯托雷平先生的一些措施是力求削弱农村中的分化，而另一些措施则是力求加强这一分化；一些措施是试图改善少地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另一些措施则是力求使农民少地的现象更加严重。


　　[150]亚·阿·考夫曼也象其他民粹主义者一样，他的?注意力全被固定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任务上，这个任务就是力求使农民保持与土地的联系，并尽可能从土地上获得更多的产品……


　　[150—151]……我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而德国只占35％。诚然，德国自己生产的粮食和肉类还不能满足需要，而必须进口这些产品，但是大部分消费品仍然来自本国的农业。俄国应由本国的农业来满足其全部需要，因此，它要把自己农业人口的百分比降到35％是比较困难的；假定50年后农业人口将略高一些，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一时期内使它达到50％。对这样的时期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任务。于是在50年过程中农业人口不是同全体人口一样增加1倍。而是大约增加二分之一。但农产品的生产却应增加2倍，从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增加1倍。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土地集约化上，这个微小的任务可以实现的程度有多大。首先很清楚的是，如果根据普罗柯波维奇加以发挥了的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这个任务在50年内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在第3章里我不得不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辩护士展开热烈的辩论。但是，如果农业集约化必定降低劳动生产率这一总的原理不对，那么毫无疑问的是，用农业集约化的办法很难达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只有在非常合理地安排经济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于小农经济来说，可以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农业集约化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无论如何不会导致这种生产率的提高。


　　[152]　至于技术上的进步，农户很少能用得起，它也很少能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


　　[157]　因此，当彼舍霍诺夫先生总是把移民作为他的民粹主义幻想的主要构成部分时，他对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利益理解得比考夫曼先生清楚得多。


　　但是，移民当然还不能给民粹主义幻想提供特别有利的根据。直接适用于定居的土地数量很少，而增加这个数量并帮助移民定居到空闲的土地上却需要巨大的费用


　　[164]　……然后，从土地规划委员会活动概述中我们得知，交给土地规划委员会出卖的官地总共不过1056000俄亩。但是从这一“总额”中拨出出卖的只有112000俄亩，而转到买主手中的土地目前仅有11000俄亩稍多一点!交给土地规划委员会的“总额”的大部分(884000俄亩)出租给农民了。


　　[165—166]从1905年11月3日到1907年9月1日这22个月内给银行提供了10092个田庄，其面积为10904000俄亩以上。据库特列尔先生计算，这约占全俄私有土地总面积的七分之一(14.3％)，但在某些地区提供


　　{1100万俄亩}的土地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在东南部地区相当于38.3％，在东部地区相当于27.8％。


　　而且提供的多半是一些大田庄：500俄亩以下的田庄所占的百分比很小，500—2000俄亩的低于平均百分比，2000和2000俄亩以上的高于平均百分比(占私有土地的16.7％，占面积的16.1％)。如果银行当时有能力购买所有提供给它的土地，如果继续以这样的规模提供土地，那么几年之内就可以通过农民银行完成消灭大部分的大土地占有，并形成可供农民分配的数量确实可观的土地。但实际上纷纷给银行提供土地这一现象在我国具有掠夺的性质，同最近在爱尔兰的情形一样。土地占有者乐于把自己的土地提供给银行，但地价却是银行无力支付的。银行所同意的每俄亩土地的平均价格比卖主所要的价格低34％。结果，银行实际上购买的土地面积比提供给它的要少得多。农民银行认为，从1905年11月3日到1907年10月1日，在提供给它的土地中只能购买4671114俄亩。但它的这个决定还绝不是意味着它已购买了土地。在这些已决定购买的土地中到10月1日得到卖主同意的只有3100525俄亩，即只占决定购买的土地的66.4％。这还不到这一时期土地占有者所提供的土地的1/3，仅占全部私有土地的4.3％。在后几个月里，土地总数增加得很少。到1908年1月1日决定购买的土地数量只增加到4835566俄亩，在这些土地中到1月1日只有3238581俄亩得到了卖主的同意[注：见《工商报》第45号]，只占全部私有土地的4.5％。实际上，可能还要少，因为即使在卖主同意之后，也有部分交易不能成交。


　　{(467万俄亩)}


　　{300万俄亩}


　　{320俄亩}


　　[169]　总而言之，如果从移民政策和建立土地储备的政策来看，我们都应当承认，斯托雷平先生旨在改善少地农民生活状况的全部活动都收效甚微。这一活动现在已部分地遭到失败，将来还会遭到更大的失败。同时，这方面的一些措施对发展生产力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农民可能完全没有切身感受到斯托雷平先生这一活动，可是他的另一活动，旨在用强制手段破坏村社的活动，却引起他们更灵敏得多的反应。


　　[171—172]11月9日法令给村社带来纠纷，把农民分成敌对的两部分，它将毫无疑问地削弱农民阶级，削弱他们采取任何一致行动的能力。这显然就是斯托雷平先生的期望。但多数农民将因他的法令而受到损失。这一法令不得不违反多数人的意志而强制推行。结果，可能产生严重的农民骚动，其矛头已不是指向地主，而是指向用强制手段破坏村社的人……


　　第二部分


　　第三届杜马、它出现的原因和它的前途


　　1.革命的失败及其原因


　　在我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哥尔恩、梅奇、切列万宁：《俄国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第2册)一书中，我详细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及其觉悟的阶层——社会民主党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势必要推迟革命进程并给革命的胜利造成困难。我这本书是在第二届杜马开幕前写的，当时尚未充分弄清最近将来的发展前景，还不能完全确切地断定革命将要失败。


　　一般说来，我决不放弃我在《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这本书中所作的分析。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无疑犯了一系列错误，就算革命在过去有可能胜利，这些错误也不能不给它造成困难。但是现在已经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胜利在当时是不是真有可能?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是不是革命失败的唯一原因?这个问题提法本身就自然地提示了问题的答案。革命的失败异常惨重，反动势力的统治异常牢固(至少在今后几年中)，要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说成是无产阶级犯了某些错误，那是根本说不通的。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某些更深刻的原因。正是为了能多少弄清问题的现状，我们必须对这些原因加以分析。


　　在1904年底和1905年初政府好象完全孤立了；好象它在居民中间没有同盟者，没有多少可以依靠的比较重要的社会力量。


　　知识分子和一小部分开明的贵族掌握了地方自治机关，并造成一种幻想，似乎贵族通过自己的代表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已经成为政府的反对派了。贵族的惰性和政治上不开展(现在的立宪民主党人因此才能领导大量的地方自治机关)给人一种他们不断反对政府的印象。但是如果许多贵族的反对立场是假的，那么大资产阶级中间的反对情绪的毫无疑问的增长就不是假的了。……


　　[174—178]自农民改革以后，我国政府总是与俄国的两个统治阶级——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保持密切的联系。在1904—1905年这个联系好象要中断了。1月9日彼得堡工人向皇宫的和平游行以遭到血腥的大屠杀而告终，这给各个阶层的居民以强烈的印象，并加强了他们反对政府的立场。


　　资产阶级看到祖巴托夫政策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兴高采烈，并要求建立法制(《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大厂主的报告》、《圣彼得堡厂主的报告书》，致财政大臣先生)。贵族的地方自治机关就正在兴起的革命向政府提出警告，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居民中间所有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这种美景一直持续到十月罢工。因此政府10月17日的投降当然不是偶然的。政府不得不投降，因为它看不到自己的面前有任何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布里根的或是维特的选举法体系，二者都力求依靠农民，把自己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一阶层的愚昧无知上。


　　以后的全部发展历史就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历史，这个过程使政府依靠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使这些同盟者又依靠他们旧的支柱——官僚主义政府。


　　在这整个过程中起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回顾过去，现在可以说，这就是它必然要起的作用。


　　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忽视居民中其他阶级的状况，对斗争力量不作任何认真的估计而横冲直撞——这一切都更使无产阶级在日益激烈的斗争中充当了可悲的角色，但是所有这些错误没有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注：“注意”二字写在该书第176页的左上角。——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知道，孟什维克一直坚持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并没有在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变成布尔什维克，虽然他们参加了彼得堡的十一月罢工，参加了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参加了抵制第一届杜马的运动。


　　我们知道，就连无产阶级也一直处于真正的孟什维克的领导之下并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即使那时无产阶级的策略改进了，它的一些基本意图也不可能改变，而这些意图是必然会使它遭到失败的。


　　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只靠比较遥远的目标而生存，它也应当靠现实而生存。无产阶级不能把在以前整个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时自己所达到的那种相当高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水平，随便用来为资产阶级服务，以仅仅实现资产阶级也能赞成的那些目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热情地(1)投入革命斗争，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或者无产阶级听命于资产阶级，天真地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成自己(2)的利益，把资产阶级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或者无产阶级具有相当高的阶级觉悟，给自己提出为战胜资产阶级、为消灭其剥削尽快开辟道路的任务。当然，从后一种提法还不能得出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打算把俄国从半野蛮状态直接引向社会主义这种显然轻率的观点。但是，即使觉悟到自己与资产阶级处于完全的阶级对立，无产阶级也只有当自己能够指望在这个革命中取得反对资产阶级的重大胜利成果的时候，才能被革命的热情所振奋。通过直接斗争和通过工厂立法认真改善物质状况、实行罢工和结社的完全自由、实行使资产阶级难以迫害无产阶级的广泛的政治民主，以及为此目的把国家的警察和军事职能缩小到最低限度，——所有这些趋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完全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趋势都是对资产阶级的挑战。在我们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然要以最不可调和的方式相遇。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取得的胜利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最不可调和的仇恨，这种仇恨比起无产阶级力求要破坏的旧秩序更加不可调和。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能够依靠哪些力量呢?它能否用自己的力量获得什么结果呢?我们先来看看统计资料。我国的无产阶级究竟是多大的一个阶层?我们看一看и.切尔内绍夫的《论普选权》这本小册子，该书对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作了详细研究，首先在第311页的表上就可以找到无产阶级在经济上自立的居民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为27.6。但这个百分比给人的一种概念是把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夸大了，总的说来，不大符合实际情况。首先必须从无产阶级总数中除去农业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这一阶层的阶级自觉性到处都发展得很慢，比工业无产阶级要慢得多，而在我国这还是一个完全不成熟的阶层。除去这一阶层，无产阶级在经济上自立的居民总数中的百分比便会降低到20％。但是我们必须施行对无产阶级力量更加致命的手术。列入“靠其他生活来源”一栏里的阶层几乎占其余无产阶级的一半。靠其他生活来源列在什么之后呢?


　　列在从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无产阶级之后。这是什么样的“其他生活来源”?这就是当仆人、作零工等等，他们是分散的无产阶级分子，是思想不大开展、缺乏任何组织能力的人。指望这些分子会给整个无产阶级的斗争以某种齐心协力的、始终不渝的协助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政治上的自由能长期存在下去以后，这些分子才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不得不把他们暂时除外。而这就意味着减少了300多万。这样，丛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全部无产阶级将只有3224985人，即只占所有经济上自立的居民的10％。但是就在无产阶级这一部分群众中，也只有工厂无产阶级多数可以成为革命的牢固支柱。而这样的无产阶级，根据1897年的调查，总共有2538397人，即只占所有经济上自立的居民的8.7％。


　　[179—181]实际上很清楚，占全体居民人数百分比很小的城市无产阶级不仅不可能向往社会主义，而且要取得任何重大的民主成果，也需要其他居民阶层的坚决支持。这(1)些居民阶层首先可能是城市居民的中间阶层，其次(2)是农民。


　　从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依靠其他生活来源(除农业外)的居民总数，根据调查占全体居民的25.8％，或者，除去无产阶级居民，只占14.7％。


　　这些居民的成年男人中绝大多数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都参加了城市选民团。但是左派(比立宪民主党人左的)在这个选民团中只赢得了25％的复选人。当时投票赞成左派的城市居民阶层的同情并不是特别可靠的，选举第三届杜马时，在比以前全部城市选民团具有更多的民主思想的第二城市选民团中，左派只赢得了全体复选人的18％。这样一来，在城市和工商市镇14.7％的非无产阶级居民中，无产阶级只能指望有3—4％赞同它的彻底的民主意图。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连同追随它的城市居民阶层，只占全体居民的8％—15％。


　　显然，无产阶级只有在农民的帮助下，才能在革命中取得某些重大的胜利。


　　社会民主党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尖锐的程度甚至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出比伯恩施坦主义者和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更大的机会主义。但是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是为布尔什维克的叫喊所欺骗的立宪民主党人、伯恩施坦主义者准备拉入自己阵营的孟什维克，而是以奥尔洛夫斯基等人为代表赞同完全反动的平均分配土地方案的“毫不妥协的”布尔什维克……


　　[183]　……农民及其所选出的代表之间的联系松散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农民复选人形形色色的成分得到说明。以哥尔恩同一篇文章中的数字为例，我们可以看出，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农民复选人中间各派的百分比如下：左派占25.7％，进步党人占25％，立宪民主党人占4.5％，十月党人和温和派占8.9％，右派占25％，无党派人士占10.9％。而在左派中既有社会民主党人，又有社会革命党人，还有劳动派分子。


　　[184]但我在第一部分第四章中曾经不得不指出，由于农民的生活状况，仅仅少数省份有坚决实行土地改革的强烈要求。我们现在尽力对农民的革命力量作一个近似的计算吧。


　　首先必须指出，只有依靠地主土地生活的农民才可能产生坚决实行土地改革的强烈要求，可是他们还不到全体农民的一半。其次，应当从这个半数中不仅要除去全俄国的相当大一部分农民阶层，而且也要除去欧俄47省(不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斯塔夫罗波尔省)的相当大一部分农民阶层。第一，应除去一些工业省份的农民，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不会由于剥夺地主土地而有很大的改善；第二，应除去西北和西南各省的农民，因为那里发展了大农场，那里的农民没有要消灭大农场的任何愿望；第三，应除去南部和东部相当大一部分省份的农民，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要求坚决实行土地改革的可能只是少数农民，甚至是相当少的一部分农民。对1905年下半年和1906年上半年高度发展时期农民运动的分析就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185]我们可以预言，凡是农民有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占有地主土地的强烈愿望的地方，这一运动在极其紧张的时刻，特别是在我国农民那样的文化水平的情况下，不能不导致对地主庄园的破坏，不能不引起对地主财产和地主土地的瓜分。


　　相反，凡是我们见到的只是私砍树木，而没有破坏地主庄园的地方，我们可以断定，这只是由于农民的贫困。至多是对待森林私有制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但没有占有地主土地的愿望。最后，凡是我们发现只有罢工斗争，而没有破坏和私砍树木的地方，我们就会陷入通常的资本主义关系范围，不可避免地产生雇佣劳动同资本斗争的关系范围。


　　如果我们看一下萨瓦连斯基的材料，我们就会发现，在俄国的半数省份里根本没有破坏地主庄园的现象。


　　[188]在五个地区，破坏性运动席卷了42.9％的县，但是由于在其余一些地区，没有这种运动，因而它在45个省份中只占所有县数的21.6％。在普罗柯波维奇的材料中也有类似的数字：根据他的材料，在47个省的478个县中，99个县，即20.7％的县里有破坏性运动(《土地问题的数字说明》第25页)。


　　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对不同地区作的一般分析极好地证明：力求消灭地主所有制的不可调和的运动只是在少数农民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191]　我们现在概括一下刚刚分析过的7省的情况，就可以说这些省份是具有反动政治面貌的省份：右派复选人占全部复选人数的58％，进步党人只占18％，而且在所有47省里，右派复选人占42％，左派复选人占37％。在这些省里，一般来说地主只受到微不足道的损失，而且多半不是庄园受到破坏，而是树木遭到盗伐。……


　　[192—194]　总之，不可调和的农民运动的范围在我国是相当狭小的：它只包括12个省……


　　指望在农民运动发展时，这个地区能有较大的扩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哈尔科夫、图拉和梁赞省的部分地方——就是这个地区扩大的界限。这样，12个省就相当准确地勾画出了不可调和的农民运动的地区了。这个地区的政治面貌也证明这一点。在这12个省里右派复选人仅占30.6％，在欧俄全部47省里竟达42.2％，而在35省里(不算12个省)达到46.6％。在12个省里进步党人的复选人占55％，而在47省里占37.2％，在35省里占30.4％。此外，在12个省中，有7个省进步党人的复选人的百分比大大超过了这个地区的平均数，在萨拉托夫省达到70.4％，在萨马拉省达到84.4％，在辛比尔斯克省达到94.1％，在奥廖尔省达到95.1％。只有在库尔斯克和坦波夫这两省，农民是如此愚昧无知，尽管有大的破坏性运动，农民在这些省里提出了占压倒多数的右派复选人。


　　这12个省到底有多少农民呢?这些总的来说人口非常稠密的省份的居民人数，根据1897年的普查，除城市居民外，男女共24799971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8％，占47省总人口的27％。


　　要算出从事农业的农民人数，这个百分比还应当降低。这些省的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4％—25％，此外，如果从农业人口中除去所有私有业主及其雇佣人员(管家、领工)，那么百分比还要降低一些。但是，鉴于也要把其他一些省(哈尔科夫、图拉、梁赞省)的部分地区列入破坏性地区，我们可以同意：破坏性地区的农民人数约占欧俄47省总人口的27％。


　　不言而喻，要把这27％全部列为革命力量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第一表和第二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整个破坏性地区有近半数县参加了破坏活动，而这远远低于农民人数的一半，因为在某些县里运动的规模很小，而任何地方它都没有能包括全体农民。


　　其次，从破坏行为到强大的持续的政治斗争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为了说明理想的农业省份的情况(在这些省份里无产阶级真正能够指望得到多数农民的支持)，可以拿萨拉托夫省为例。土地占有者所受的全部损失，有三分之一落到萨拉托夫省(28872000卢布中的9550000卢布)。但是，这个省并非只此一点与众不同。这个省的农民提出了70％的进步党人的复选人，而所有这些复选人从一开始就宣称他们属于极左党派。在所有12个破坏性省份中宣称自己是极左党派的复选人只占全部复选人的27.8％，而在欧俄47省中只占18.3％。


　　[195—196]　引证的全部资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就是在破坏性地区具有民主意图的无产阶级也只能在少数农民中找到立足点。但是，即使我们取破坏性地区的农民的一半，那么也只有1200万人，即占欧俄47省总人口的13.5％。[注：“注意”二字写在该书第195页的右上角。——俄文版编者注]


　　如果我们把这个百分比同表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百分比加在一起，那么欧俄47省坚决要求实行民主革命的可能的力量有21.5—28.5％，即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第180页)+8—15+13.5—13.5 21.5—28.5}


　　但是，或许对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其他省份的农民也会给革命民主运动以重大的支持?如果单从思想观点来观察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如果相信思想本身能够驱使任何人去从事任何事情，那当然可以提出最大胆的设想。但是，如果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社会现象，这些幻想的翅膀就会遭到无情的摧折。


　　[197—200]　……在西北和西南9省中能够为无产阶级提供一点基础的只有基辅和维尔纳两省，——这是因为城市无产阶级对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两省提出了占压倒多数的进步党人的复选人，而在其余的7省里，右派复选人在农民复选人中占了显著的优势。


　　如果我们对这几省也加以注意，那么民主革命的人数将略有增加，但这个人数只是民主革命的可能拥有的力量，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它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但是，要把所有可能的革命分子团结并组织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因而组织和团结这个少数人口的所有步骤应当是：第一，使多数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同官僚们勾结起来；第二，使革命分子同城市居民中间阶层的关系冷淡下来……


　　回顾过去，我们确实看到，革命运动的发展曾经使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同官僚们勾结起来了，而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分子，同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力量之间却造成了尖锐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的发展无论如何都嫌过早；依靠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宪民主党暂时还没有妨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分子；这些力量之间的暂时联盟是完全适宜的。但是随着民主力量逐步接近于决定性的胜利，这种联盟无论如何是会破裂的。[注：“注意”二字写在该书第198页的左上角。——俄文版编者注]


　　这样一来，革命只能拥有少数居民，而在这种条件下革命的任何成就在萌芽时期就一定孕育着日后不可避免的失败。这些成就必定使革命分子同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力量之间的关系冷淡下来，必定使有产阶级同官僚们勾结起来，并推动他们同革命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些力量拥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军队。如果多数居民参加了革命运动，那么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就很可能会背叛政府。但是，运动，这里也包括自发的农民运动，一般只是少数居民参加，而在这个少数居民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待政治事件的态度是完全不自觉的——竟然不自觉到这种程度，他们一面破坏地主的庄园，一面有时还选出右派的复选人。在这种条件下，军队中的大部分人不可能站到革命方面来。


　　但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兰、高加索这些革命边疆区呢?也许，在这些边疆区的帮助下革命运动能够取得胜利?可是，这些边疆区有可能被俄国军队平息和镇压下去，在这个军队里甚至以前参加过农民运动的人也并没有觉悟到，他们只要抛开民族的差别，就能把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看成是自己的盟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革命的失败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民主革命胜利的任何物质条件在俄国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不是说这种条件将来也不会发展起来呢?当然不是。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占的百分比小，由于农民的水平低，由于只有少数农民对彻底的土地改革有兴趣，因而只有在许多年内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按人口比例不是增长，而是下降的情况下，产生胜利的民主革命的有利条件才能得到发展。然而在俄国拥有巨大的自然财富的情况下，只有在反动派掌握俄国的命运，只有它的统治持续相当久的情况下，这才能实现。


　　2.希望得到政权的立宪民主党人


　　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具有远大的民主意图的无产阶级即使在它竭力设法把其他阶层组织起来以达到其目的的情况下，它也会遭到失败。但实际上从十月罢工一直到十二月失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活动是建立在几乎完全忽视其他居民阶层的基础之上的。在11月和12月获胜的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策略。觉悟的无产阶级在进行活动时，就好象它是唯一天然希望得到政权的阶级，好象我国革命应当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告终。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作为革命理想(这一比较明智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却退到了次要地位。至少，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步骤来弄清农民的力量，并使自己的行动同农民的行动配合起来。当然，这就使革命更容易失败了。无产阶级作为希望得到政权的阶级在1905年12月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由于命运的戏弄，只有在这次失败以后，在任何对旧政权的新的冲击都是非常困难的时候，希望得到政权的各种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和部分城市民主力量——新的更广泛的联合的政治面貌才开始显现出来。


　　这种联合的政治代表是所谓的左派联盟……


　　[202]……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远在革命之前很久就相当明显地互相隔绝了，但这不妨碍他们在革命时期感到需要经常互相接近。然而，立宪民主党人不仅一方面与无产阶级和农民隔绝，另一方面也与大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隔绝，而且在整个革命时期他们与社会力量的这两种联合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在不断地发展。……


　　[204]再没有比布尔什维克中间传播的那种把立宪民主党看成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政党的观点更为荒谬的了


　　[206]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制造敌对关系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就确实表明了，大资产阶级比土地占有者更为赏识立宪民主党人。


　　[208—209]当然，无产阶级政党与立宪民主党之间终于不可避免的对抗，一点也没有消除他们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暂时联合起来的益处与必要性。但是，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目的看来接近实现的时候，却很难为明智的孟什维克策略打开一条道路，这个策略提出，为了自己的斗争，也应当去利用那些只能与之一起走到革命某个阶段的人们。革命的最终目的使参加革命的人看不到最近的阶段，并使那些在社会斗争中追求不同目的的政党之间哪怕结成暂时的同盟也变为极端困难的事情。


　　[212]在这样的条件下，立宪民主党的实际力量何在呢?在力求实现自己的纲领时它能期望什么呢?无论从右边或从左边，它都不可能拥有彻底支持它的忠实的盟友。显然，它的力量只能扎根于它所处的各种斗争力量的中间。这个中间地位就使它在各种斗争力量之间起调解人的作用成为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了。斗争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希望调解，每一方都力图消灭另一方。但是旧政权作为有产阶级的代表，可能在革命力量的进攻面前支持不住，可能感到需要作出重大的让步，这时立宪民主党人就会登上舞台了。


　　[216]这样一来，立宪民主党人连同他们自己的“围攻”策略一起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境地。为了避免冲突，立宪民主党人屈辱地提出了一些同他们的信念完全相矛盾的希望，而当政府完全明白了这一点时，杜马已被解散了


　　[219]　……六三法令把十月党人推上了台，——能否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同他们一起组成立宪的多数呢?这就首先需要消除革命嫌疑，消除大资产阶级和比较进步的贵族队伍中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成见，这种成见是由于立宪民主党人企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同左派组成议会的多数而形成的。于是，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先生在《言语报》上作了公开忏悔。他在一篇专门文章中突然同革命左派断绝往来，并称他们不只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敌人，而且是全俄国的敌人。《同志报》中无题派的进步党人也开始忙乱起来。不久以前他们还站在左派联盟的立场上，但是在第二届杜马解散以后他们对左派盟联完全失望了。他们丧失了对革命的信心，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充满了对议会的盲目崇拜，因此他们把自己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开始寄托在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的可能的联盟上


　　[227]　……十月党人的领袖们自己非常了解他们在斗争的各政党中间的地位和政府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拒绝了同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达成任何协议，却到处同右派，直到同俄罗斯人民同盟携手并进。


　　十月党的性质本身由此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党与其说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不如说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的政党。根据哥尔恩收集的材料(《现代世界》杂志第1期《俄国的救星》一文)，在选举出的104名十月党人中，55％是土地占有者，24％是资产阶级的代表，3％是官僚的代表，2％是僧侣，11％是农民。土地占有者在十月党人代表中所占的百分比比在右派政党中大得多。在俄罗斯人民同盟、君主派和右派政党的代表中只有31％是土地占有者，而且一般说来右派政党的民主成分比十月党人要多得多：在选出的十月党人中，土地占有者、资产阶级和官僚的代表占全部成员的82％，而在右派政党中只占50％，加上上层僧侣，也只占57％；十月党人中农民只占11％，而在右派政党中却占25％。


　　[235]　在自己整个调查过程中，我都非常谨慎地对待各种革命的和反政府的政党的前景问题；并且仔细地权衡了其他前景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得出一个果断而坚定的结论：斯托雷平先生是没有前途的。


　　[237—238]斯托雷平先生的政策极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连工人农民把自然经济发展引起的经济进步成果拿来为己所用它都要强行阻挠。斯托雷平先生用强制手段破坏村社，斯托雷平先生促使土地集中在富裕农民的手里。这个集中无疑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促进因素，这一集中本身也是毫无结果的。俄国需要的不只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是农业生产的增长，它需要使这个增长能够超过人口的增长，因为现在的农业生产还满足不了大量人口的需求。


　　而要使农业生产能够相当迅速地增长，就需要不让饥饿的租赁制排挤大农场的发展，就需要使供农民迁移用的土地数量逐年增长并扩大，最后，还需要使农民经济不断进步，逐步过渡到用改良的方法耕种土地，过渡到提高土地的集约程度……


　　[242—243]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在我国现实中，彻底的民主革命及其政治代表——左派联盟[注： 我说的左派联盟，指的不是布尔什维克所显然希望的那种具有内部纪律的团结的组织，而是无产阶级的、农民的和城市民主力量的革命分子事实上的联盟。]——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多么微小。但是，如果正在发展的工业不给少地的、破产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出路，如果现在威胁着中等农业省份的农民的那些不正常条件将愈来愈向南部和东部省份发展，最后，如果农民的罢工斗争将被行政当局用暴力镇压下去，这些可能性就会增长。


　　如果反动派将顽固地长期坚持它的统治而阻碍农业和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俄国必须重新受到革命的猛烈冲击。


　　但是，在这次革命爆发以前很久，有可能会不断出现威胁性的征兆，这些征兆将削弱官僚们的自信以及他们对镇压具有无限力量的信心。首先，严重的农民骚动在不久的将来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这些骚动又不能不影响城市无产阶级的情绪和积极性。


　　[245]　由于农民在政治上不太开展，在前两届杜马失败以后，他们对选举的兴趣抵落了，大概这也就是反对派在农民中间遭到削弱的原因。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反对派在农民中间赢得了全部复选人的半数以上，在选举第三届杜马时则不到半数。在农民运动重新兴起时，反对派在农民中的加强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反动势力在第一城市选民团统治多年之后，反对派的加强同样是不可避免的。50年代，在普鲁士，在革命被镇压和选举法被修改以后，形成了一个土地占有者、大资产阶级和官僚的联盟，就其情绪和活动来说，真象第三届杜马中形成的那个联盟……


　　[246]　立宪主党人在同和平革新党人的联盟中，有一切理由在最近的将来把大量属于城市业主的资产阶级同城市民主力量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甚至把十月党人从第一城市选民团中排挤出去。[注：“注意”二字写在该书第246页的左上角。——饿文版编者注]


　　这样，就是根据六三法令，反对派的胜利在某些条件下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现实生活根本取消不了这个法令，在反动派比较长期存在以后，这个胜利甚至也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下一次选举就会使反对派获胜。但是立宪民主党人用不着采用人为操纵的手法在本届杜马中组成议会多数，也能够取得这个胜利。相反，任何模糊他们同十月党人以及斯托雷平先生的界限的做法，都将使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和威信丧失殆尽。


　　只有国家愈来愈需要摆脱反动派的罗网，才能使立宪民主党人有可能甚至在六三法令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而且也只有这种要求才能迫使官僚们违背自己的意愿重视立宪民主党人。


　　很有可能的是，立宪民主制在取代斯托雷平先生的制度之后，能够用必要的改革来阻止那些可能使革命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不正常条件的增长。


　　但是，如果这些条件发展得太厉害，立宪民主制也可能站不住脚，况且立宪民主党人同和平革新党人的接近以及他们网罗大资产阶级的意图都将削弱他们从事复兴俄国工作的能力。


　　重要论点汇集[162]


　　第246页：立宪民主党能够防止革命。——第198—199页：革命只能拥有少数；没有胜利的任何物质条件


　　第176页：孟什维克在革命高潮影响下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第174—176页：“说明”。


　　第138页：也许革命的和反政府的党派“做得过头了”第130—131页：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方案，经过某些修改，可能


　　“将所有反对派联合起来”。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


　　第366—411页


　　注释：


　　[161]　这是列宁在孟什维克涅·切列万宁的《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土地问题和斗争中的政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第三届杜马、它出现的原因和它的前途)》一书上的批注。切列万宁的这本书是1908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的。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说，切列万宁在这本书里“已改正了”他在以前的著作《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里所犯的极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为此列宁在1909年12月11日《无产者报》第50号上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一文，揭露切列万宁这本书的取消主义性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50—152页)。在这篇文章中，列宁使用了他写在切列万宁这本书里的批注，特别是使用了写在该书封底上的重要论点汇集。列宁很可能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对该书作出评论的时候，即1909年秋读这本书的。列宁还在1909年12月16日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信中和《选举运动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中引用过切列万宁的书，并在上述文章里把此书评价为“路标主义”的著作(同上，第45卷第299页和第21卷第119页)。——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