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和新的（一个报纸读者的短评）

　　只要一拿起报纸，就马上沉浸在“旧的”俄国的氛围中。阿尔马维尔地区大暴行事件。这种当局事先知情并认可的屠杀，是官长设下的圈套，是“某些人怂恿主使的”（居民原告人的话）“屠杀俄国知识分子（广义上的）”的事件。俄国生活中这一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现实，是对“立宪”幻想的一个辛辣的嘲笑。　　
　　
　　这是一个辛辣的但是有益的嘲笑！很清楚，俄国年轻的一代也愈来愈清楚，任何谴责、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问题关系到整个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历史的真理穿过骗人的幻想烟幕（好象可以旧皮囊里装新酒）正在得到证明。　　
　　
　　饥饿……出卖牲畜，出卖少女，乞丐成群，伤寒流行，死于饥饿。一个记者写道：“居民只有一个特权，无声无息地死去。”　　
　　
　　“老实说，地方自治人士担惊受怕的是，他们连同他们的田庄将处在忍饥挨饿的、心怀仇恨的、对任何希望都丧失信心的人们的包围之中。”（引自喀山省的通讯）　　
　　
　　看来，不管目前的地方自治机关多么可靠，可是地方自治机关同政府为了贷款的数目正在展开一场争论。申请600万卢布（喀山省），国库拨给100万。申请了60万（萨马拉省），国库只拨给了25000卢布。　　
　　
　　一切照旧！　　
　　
　　在普斯科夫省霍尔姆县的地方自治会议上，甚至地方官也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农艺措施（单为独立农庄主服务的！）了。在库班召开了哥萨克村镇阿塔曼代表大会，全体一致反对第三届杜马通过的加强份地私有制的计划。　　
　　
　　察里津县会审法庭决定，不把拷打一个妇女（“为了搜捕罪犯”）的头领交付法院审判。省会议撤销了这个决定。　　
　　
　　在彼得堡近郊，工人把工厂经理雅柯夫列夫先生装进麻袋，拖向涅瓦河。乡警驱散了工人。18名工人被捕。　　
　　
　　难怪连《言语报》面对这种生活图景也不得不认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现象”。而康杜鲁什金先生在从萨马拉寄来的一些谈到饥荒的信件中发牢骚说[注：满怀“对全俄国的不平的忧虑”。]，“我觉得，它，这个俄国社会柔和得象块橡皮，象个面团。可以用言语和行动揉搓它，挤压它。但是一放手，一切又恢复原样。”　　
　　
　　“他们，这些富裕而又贫困的俄国庸人和知识分子，生活得非常安逸。当别人饿得要‘浮肿’的时候，他们却兴高彩烈，高兴得流泪。他们去援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流着眼泪，怀着‘崇高的’感情。这时，他们将得到一个抚慰自己灵魂的绝好机会。如果没有感情，没有眼泪，那么工作就不成其为工作，援助也不成其为援助了。如果流不出眼泪，他们就不会认为问题重大，就不会尽点力。因而，你首先要感动他们，使他们哭起来，用洁白的手帕擤鼻涕。至于严肃地估计和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这太枯燥了，这里没有丝毫柔和的性情。”　　
　　
　　对，对，在“面团”和“橡皮”的世界里，宣传“严肃性”并不是无益的。只是我国的自由派没有发觉，他们是从什么角度进行这种宣传的，说什么“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康杜鲁什金先生，这莫非是你从缅施科夫那里抄袭来的？要知道，正是在“面团”和“橡皮”的基础上，正是在柔和与好哭的性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表关于国家制度之类的言论。正因为有面团般的人，“健全冷静的国家制度”的代言人才会那样自信。　　
　　
　　康杜鲁什金先生照旧说：“俄国社会柔和得象块橡皮。”社会是有各种各样的。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一词包罗万象，囊括一切，它是指居民中各种觉醒过来的人士或者只是指所谓“有教养的”人。　　
　　
　　但正是在这一方面，俄国的情况已经不再照旧了。在只可以谈论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优秀人物宣扬的是严肃的斗争，而不是“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　　
　　
　　而目前不能一般地谈论“社会”了。在旧的俄国，各种新的力量的差异已经表现出来了。饥荒等旧的灾难还是照旧威胁着俄国，使旧的问题更加尖锐，这就要估计一下20世纪头10年这些新的力量是怎样表现自己的。　　
　　
　　“社会”所以柔和与好哭，是因为这个“社会”所倾向的并占社会十分之九的那个阶级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宣扬“严肃地估计和冷静健全地认识国家需要”，只不过是替“官长”对这个萎靡不振的社会的统治进行辩护。　　
　　
　　而过去的10年表明，居民中的一些人士并不属于这个“社会”，也没有柔和与好哭的特性……
　　
　　在俄国，在上层，一切“照旧”，但是在下层，却有某种新东西。谁在“对全俄国的不平的忧虑”的帮助下看到、感觉到和找到这个坚强的、不好哭的、不是面团一样的新东西，他就会找到摆脱旧东西的道路。　　
　　
　　谁要是把对这种忧虑的牢骚同关于“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的言论掺和在一起，那么他恐怕就会永远是可以“揉搓和挤压”的“面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为了“健全冷静的”国家制度，这种人才被“揉搓和挤压”的——这也是自作自受。　　
　　
　　如果这个“社会”中有100个人受到这种待遇，其中有一个人竟能变硬一点，那就会得到有益的效果。不划清界限，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载于1911年11月5日《明星报》第2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77—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