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民主党杜马把钱交给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1906年6月24日〔7月7日〕

　　立宪民主党杜马把钱交给了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1906年6月24日〔7月7日〕）　　
　　
　　这样的事本来就是一定会发生，现在果然发生了。从昨天起，大暴行制造者的专制政府的预算中就有一小部分是经过所谓“人民的”代表批准的了。法国有一句谚语：最难走的是头一步。换成俄国的谚语是：头杯酒难以下咽，二杯酒有些苦口，再往后就一饮而尽。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同专制制度的代表人物一起喝干了头一杯酒。　　
　　
　　让我们再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请求杜马拨款5000万卢布救济饥民。“按照法律”，没有杜马的决定，大臣们就不能得到这笔钱，就不能把粮食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关于由谁主持这个工作的问题，大臣们并没有问杜马，因为“按照法律”，这当然应当由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掌管。关于从哪里弄到钱的问题，大臣们在自己的提案中也没有谈到，只是提出“让财政大臣去筹措”。大臣们只是在委员会中才提出以发行公债作为筹钱的方法。而在昨天的杜马会议上，财政大臣直截了当地声明：“国家杜马的职权在于授权寻找财源，至于寻找的方法〈引自《言语报》，我们不负文字上的责任〉则由最高当局确定。”这样，大臣们要从杜马得到的就是一个同意拨款的总的决定，财源问题他们是不大关心的。　　
　　
　　我们在前天已经指出，在杜马中立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主要办法[注：见本卷第234—238页。——编者注]。立宪民主党主张拨出1500万卢布，其条件是要对开支情况作出报告，并且必须从1906年预算的“预期节余”中拨出这笔款子。全部主张就是这样。财政大臣非常冷静地回答立宪民主党说：“如果国家杜马作出拨款1500万卢布的决定，那么财政部将如数拨付，但不是从节余中拨出，而是从其他有保证的开支项目中划出来。”在拨出这项开支时，这位大臣“一定会到国家杜马中去说：你们强迫我们拨出这项开支，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余款可作这项开支了”。　　
　　
　　看来，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大臣简直是在当面侮辱立宪民主党杜马：你们允许拨款1500万卢布的决定我们要利用，至于你们关于“节余”的决定，那不过是一句空话。大臣不客气地宣称，节余是不会有的。大臣不客气地声明，按照杜马的拨款单去取得钱他完全同意，但对杜马关于“节余”的主意他只能嗤之以鼻。　　
　　
　　立宪民主党杜马实际上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扮演了证人的角色，这个证人被警察局叫来对它在花费从人民身上掠夺来的钱财方面的行为表示赞同。“按照法律”，拨款要有证人签字。警察局提出了要求。立宪民主党杜马签了字。警察局需要的就是这个。至于证人还要多少吵闹一番，那它是毫不在意的。　　
　　
　　扮演警察局的证人角色的正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态度，正确的态度。他们的主张和我们前天指出的一样。拉米什维里同志说得非常好：“我说，先生们，我们即使拨给政府一文钱，这一文钱也永远到不了人民手里。”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决议（昨天我们已经发表）中说得非常正确：不能容许把钱交给专制政府，国家杜马应当成立自己的粮食委员会，派自己的成员到发生饥荒的地区去，吸引一些“自由的社会组织”参加工作。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的决议当作一篇革命的告人民书，痛斥政府是窃取人民的钱财并用来同人民作战的“制造饥荒的真正罪人”。社会民主党要求取消用在宪兵、政治警察、警备人员等等上的开支，要求缩减身居高位的寄生虫们的俸禄和年金，要求检查国库的现金和帐目。它也十分正确地要求把皇室的、皇族的、教会的、寺院的地产收入用来救济饥民。社会民主党公开谴责了整个旧政权及其一切机关，还批评了整个国家预算。　　
　　
　　表决的结果怎样呢？当然，立宪民主党取得了胜利。根据许多报纸一致的记载，劳动派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遗憾的是没有进行记名投票）。政治派别的划分愈来愈明确了。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主张同旧政权搞交易。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一致行动不仅吸引了农民，而且甚至使立宪民主党人发生了某种分裂：不仅左派加列茨基羞于扮演警察局的证人的角色，而且右派库兹明－卡拉瓦耶夫也为此感到羞耻。立宪民主党人，只是立宪民主党人以“人民代表”的名义，恬不知耻地签字同意拨款给大暴行制造者。　　
　　
　　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这种签字的原则意义是很大的。幼稚的人们和近视的政治家常常说：责备立宪民主党叛变，责备它同官僚搞交易是没有根据的，是为时过早的。但是，拨款给大暴行制造者的政府正是在进行这种交易（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请君立宪民主党是用什么样的可鄙的遁词来为自己辩解的。《我们的生活报》喊道，这是妥协，但这种妥协是迫于暂时的情况。当然啰，先生们，资产阶级同警察专制政府的种种妥协总是拿暂时的情况来解释的。　　
　　
　　但是，必须立即救济农民！是不是农民代表背叛了农民呢？立宪民主党先生们，是这样吗？要知道，农民代表投反对票，是因为他们比你们更清楚地了解通过警察局的手钱会到哪里去。而国家杜马本身为什么不能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呢？　　
　　
　　葛伊甸们，科科夫佐夫们，米留可夫们，甚至《我们的生活报》的伯恩施坦派都异口同声地叫道：这是空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有的组织没有依法改组以前，必须同它打交道。是的，先生们，资产阶级总是认为取消旧政权的一切机关是空想，因为资产阶级需要这些机关来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在警察统治的阶级国家里，总是会有无数“迫切的”开支：要供养一旦被雇佣的官吏，要按定货单付款，如此等等。也总是会有“现有的组织”（即警察官吏的组织），这种组织不经国务会议同意就“不能”一下子改组，如此等等。　　
　　
　　这样的遁词总是会有的。世界各地的自由派资产者都是用这样的遁词来哄骗轻信的人民的。这样的遁词是资产阶级背叛人民自由事业的一种自然的掩盖物。　　
　　
　　无产阶级始终会反对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它将号召人民进行反对旧政权的所有机构和机关的斗争，号召人民通过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的自由组织来进行这种斗争。　　
　　
　　载于1906年6月25日《回声报》第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51—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