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努力

15年前发生的“8·19”事件，是一些苏联高层领导人在党和国家处于全面危机的时刻，为保全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所做的一次果断行动，它的失败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本文着重总结了这一事件失败的原因。

1991 年8月19日凌晨，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的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7款,由他代行总统职权。接着，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发表了《苏联领导声明》，宣布从莫斯科时间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成员除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外，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和国防部长亚佐夫等5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指出苏联“正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因种种原因已走入死胡同，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控制”。同时呼吁全体苏联公民“大力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在使国家摆脱危机方面做出的努力”。接着，苏联军队开进莫斯科市中心，装甲车和坦克占据了国家重要机关、城市广场以及交通要道。

当天上午11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1号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切实遵守紧急状态制度，立即解散各种非法组织和武装，禁止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中止妨害形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的活动。还规定了一系列确保经济生活秩序的措施。下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2号命令，决定暂时限制中央和莫斯科的报纸和社会政治刊物的出版，只允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9种报刊出版。

这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苏联采取的一次果断的行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企图通过这次非常行动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防止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和苏联社会的继续分裂，使改革走上正常的轨道。但事与愿违，在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进行了三天的激烈对抗后，事变以失败告终。

“8·19”行动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在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的推动下，截止到1991年下半年,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危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日益高涨的独立运动，直接威胁着苏联的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与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打着革新苏联的旗号，决定签订一个新联盟条约。按照这一条约，每个加盟的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它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制度；联盟国家的国名也将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新成立的联盟国家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苏联从此将不复存在。为了挽救社会主义的苏联，党内一批“传统派”领导人决定赶在8月20日新联盟条件签署前采取行动。

关于“8·19”事件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说了很多不符合实际的谎言，影响了人们对事变失败原因的客观分析。根据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资料，包括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的一些内部谈话，我们可以看到事变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一，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先是骑墙，后是背叛的立场。很多材料表明，戈尔巴乔夫事先是知道事变计划的，甚至在几个月前就提示过组织者准备行动。但当组织者决定采取行动前夕派人去克里米亚休养地见戈尔巴乔夫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是“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显然，戈尔巴乔夫的打算是无论起事者取得成功或是遭到失败，都能处于“胜利者”的地位，而且不会得罪“民主派”。但在事变失败后，叶利钦并不买他的账，而是对他严加谴责和兴师问罪。这时戈尔巴乔夫的真面目便完全暴露了，他在8月22日的电视讲话中，大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叶利钦倍加赞扬。他说：“现在我在你们面前讲话的时候，已经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政变破产了。阴谋家们失算了……冒险家们已被逮捕并将受到严惩……有的人不仅承担了丧失地位和自身自由的风险，而且经常冒生命危险，但他们仍然站到了捍卫宪法制度、法律和人权的队伍里，我要感谢他们。首先我要指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杰出作用，他是抵制阴谋和专政的核心。”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和背叛者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第二，苏共中央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消极状态，没有直接或间接对事变表示支持或同情。从事变开始至失败的3天内，人们没有听到苏共中央的声音。到8月21日事变失败已成定局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又急急忙忙谴责事变的组织者。它在声明中指出：“不允许利用临时的非常权力来确立专横的制度,建立违反宪法的政权和试图利用武力的做法”，并要求召开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中央全会。党内的异己分子雅科夫列夫认为，苏共中央未能站出来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了它的“胆怯”。

第三，事变组织者的犹豫动摇和行动不坚决。他们错误地认为，戈尔巴乔夫会站出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克留奇科夫在后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说：当时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能改邪归正”。亚纳耶夫也说：“我们的错误在于，一方面想挽救国家，阻止签订新联盟条约，同时又要保住总统。”事变组织者的犹豫动摇，在一定程度上与戈尔巴乔夫的骑墙态度有关。事变组织者行动不坚决，主要表现在没有对叶利钦采取果断行动。8月18日晚上，叶利钦刚从阿拉木图回到莫斯科，住在市郊的别墅里。这是对他采取行动的很好机会，但是被错过了。21 日上午，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府大楼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很害怕。中午，苏军装甲车已开进大楼广场，而广场上的群众还很少。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再一次被错过了。俄罗斯学者、前持不同政见者亚力山大·季诺维耶夫在其近著中指出：“‘叛乱分子’不是三岁小孩，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假使他们的意图是认真的，他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逮捕所有‘民主派’的积极分子，首先是叶利钦。他们应该明白，国内是在进行着一场摧毁整个苏联的战争，应该以符合这一现实的方式来行动；但是他们害怕这样做，他们甚至不敢承认这一无情的真相。”

第四，事变的组织者没有完全控制新闻媒体。尽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限制媒体活动、只允许少数中央报刊出版的命令，但控制舆论的工作并没有抓彻底。实际上，在事变期间，《俄罗斯通讯社》、《国际文传电讯》等传媒仍在不停地活动，叶利钦还在俄罗斯政府大楼里设立了电台。它们大量散布有利于“民主派”的消息和言论，对群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五，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表现出了坚定果断的态度。叶利钦称这次事件为“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并号召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举行无限期总罢工。“民主派”阵营动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群众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来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斗争。从这场斗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分析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揭露和批判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行为固然是首要的，但也不能不注意叶利钦的破坏作用。作为苏共领导层中的一个变节者和阶级异己分子，叶利钦在苏联演变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

第六，当“8·19”事件发生时，苏共在党内外的影响和威信已空前下降。尽管它还保持着一定的硬实力，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与“民主派”较量一番。但它的软实力已经相当低落。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路线，搞乱了党内外群众的思想,，使群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断下降。据一份民意抽样调查显示，1988年以前，群众对苏共的信任率为70%左右，1990年下降到大约20%，1991年初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几。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军队里，尽管很多高级将领对事变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但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和普通战士由于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而支持“民主派”。因此，在关键时刻有些部队未能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8·19”事件失败后，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浪潮。8月23日，在戈尔巴乔夫与俄联邦议员会见时，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和指控，并当众宣布说：“苏共和俄共参加了 ‘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站在一旁的戈尔巴乔夫试图阻止，急巴巴地对叶利钦说：“等一等，等一等，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应该做彻底的民主派，那么所有民主派和思想健康的人才会跟您走。”但叶利钦却丝毫不予理睬，气势汹汹地当场签署了这一总统令。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不无同情地写道：“在叶利钦本人的唆使下，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议会上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将成为俄罗斯议会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其实，这何尝不是戈尔巴乔夫一生中的可耻的一页呢！当天下午，根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签署的命令，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被查封。大楼顶上的红旗在一群反共分子的狂呼声中落地，大楼正面挂上了沙俄时期的红白兰三色国旗。

8月24日，为了与苏共划清界线，戈尔巴乔夫公开发表声明，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次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与此同时，苏共的所有机构被解散，苏共的全部财产、档案等被转交给俄联邦有关部门管理，各地的苏共历史纪念物被毁坏和拆除。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夕，即11月5日，叶利钦再次发布命令，完全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活动。至此，经历了93年曲折历程并号称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终于垮台。接着，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联盟国家宣告解体，独立后的各国也都不再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发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