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骅：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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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苏联演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苏共93年和苏联74年的整个历史的评价问题，需要进行认真仔细的反复讨论，才能得到科学的回答。目前，理论界与学术界对苏共亡党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存在一些分歧。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和方法，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是可以搞清楚的，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分歧也可以逐步接近，并且最终取得一致。

听说大家看过由我们课题组与有关单位一起协作推出的《居安思危》党内教育片后，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今天就围绕这个片子，结合背景材料和基本观点讲五个方面的问题，供大家思考。

十月革命胜利是列宁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原罪。“原罪”这个词出于基督教《圣经》的基督教教义里面，是指基督教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禁果以后，就犯了这个罪，以后生出来的孩子也都是有罪，所以，以后的人们都要在主面前赎罪。“原罪”的意思是一切罪恶和祸害的根源。有人借用这个词，认为苏联亡党亡国归根到底是十月革命搞糟了，是原罪，也就是把后来出现的问题都归于十月革命。下面我从理论和实际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在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苏共演变和苏联解体主要在于十月革命。他们认为，由于俄国生产力落后，十月革命还没到十月怀胎就出来了，是个早产儿，先天不足使得苏共和苏联必然垮台，所以十月革命是原罪。今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今天我们到底怎么评论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它并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一个早产儿。当年，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的时候，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主要是以考茨基・伯恩斯坦为代表，还有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与列宁一直有争论。他们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搞十月革命条件还不成熟，条件还没到，因此要先搞民主革命，先让资产阶级来取得政权，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搞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又把这个观点搬出，说孟什维克当时是对的，是不是十月革命搞早了。对这种观点，我们首先要从理论上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候确实讲过，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原因是，因为哪个地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已经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无法容纳的程度，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引起社会关系的改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现代无产阶级将成为革命的动力。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产生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还是继续坚持这一条，并在《共产主义原理》里面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文明国家的人民紧紧的联系起来。所谓文明国家，就是指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其它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也必须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产生，才能胜利。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到发展》书里面又一次说到，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俄三国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第二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说了这样的观点：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者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所以，我们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叫做多国革命论，主要思想有两点：第一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点，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一些主要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是在19世纪提出的论断，所以人民就根据这个论断说十月革命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但是他们不知道列宁是20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发展。到20世纪初，新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帝国主义矛盾也很深刻，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在帝国主义之间互相争夺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单独国家取得胜利，也可能是这一个国家帝国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列宁是根据这样的时代特征提出的新的论断。

列宁1915年在他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当中有一句名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列宁没有排除多国同时取得胜利，说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第二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军事纲领当中又指出，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而且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说到，资本主义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其不平衡的，在商品生产下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社会主义能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一个必然结论。这个理论是一个时代特征的反映，反映在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进行了发展，十月革命也正是在列宁这样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下发动的。这是从理论上说的，从实际上来说，一个单独的国家到底在哪一个国家，那么俄国怎么样？列宁对俄国的情况和他的革命实践很熟悉。首先，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中等发展但并不高度发展的国家，另外还有很多农奴制度的残余，大资本家也不是很独立的，他们主要是依赖法国、英国这些外部资本。资产阶级还不是很强大，而且跟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其次是还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工业只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当中的40%左右，而工人人数是1500万，相当于俄国人口的1/10，并不占主要的，所以，列宁说这样的国家的确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条件。当然，俄国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一点没有发展、工人阶级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问题不只是从经济上看问题，还要政治上看问题。俄国当时在政治条件上是最成熟的。首先，虽然俄国工人阶级不占多数，但是俄国有一个坚强的党，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前身?D?D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已经建立。一般来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都是晚于资本主义政党成立的，但俄国是无产阶级政党早于资本主义政党。在1898年，俄国社会主义一大就宣布成立民主工党，当时它没有完整的党纲、党章，到1903年二大时就很完整了。俄国最大的资本主义政党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在1905年以后才成立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早与资产阶级政党是俄国历史的特点，西方的历史上无产阶级都是很晚的，这也就反映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很强大，不是很成熟。因此，有这样一个坚强党的领导，尽管工人阶级人数少，但是人比较集中在大城市和少数地方，而且觉悟比较好，这就是好的政治条件。其次，列宁特别强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危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人民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沙皇也好，或者是二月革命以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也好，资产阶级政府也好，他还是要继续把这个战争进行到底，不给人民带来和平，也不给人们带来面包。所以，列宁说资产阶级没有办法给人民带来和平和面包，而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才许诺，我们要和平和面包，因为全国人民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列宁特别强调战争的因素，他说，从1914年开始，战争打到1918年，三年的战争把我们推进了30多年，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为条件已经有了，为什么不起来争取，难道无产阶级要忍受痛苦和剥削，让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然后再来慢慢进行革命吗？这样是对人民的犯罪，条件成熟就要坚定地夺取政权。

关于这个重大的决策问题，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他最主要的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中讲的很清楚。他说，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有一定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的，但是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变更通常的历史顺序，就是先夺取政权，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赶上别国呢？他说这是俄国革命发展在顺序上的特殊性，这样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列宁论证的非常清楚。

从列宁分析的可以看出，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不是布尔什维克造成的一些政变，不是偶然性使它成功了，它是符合理论上的指导，符合俄国历史的实际，与1991年苏联解体是没有关系的。十月革命是列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造，是根据俄国的特点总结得出来的思想。我觉得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后来产生了种种问题，丝毫不能抹去十月革命的历史光辉，十月革命也绝不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罪。如果说十月革命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罪，可走的道路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就无法解释革命的成就以及现在的发展。

全面历史地评介斯大林模式

这个问题现在争论比较多。社会上的争论并不是《居安思危》这个片子给我们带来的，没有这个片子，争论也是存在的。到底对斯大林模式怎么看？斯大林模式是不是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呢？我的回答是，不是主要原因，只是原因之一。这里讲几个小问题。

(一)斯大林模式的内涵。斯大林模式这个词应该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比较好，现在大家都用了，我们也就这么用。斯大林模式的内涵和性质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在我看来，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基本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主要的特征是什么？政治上是共产党执政和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经济上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意识形态上是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斯大林模式从制度层面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方向。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制度层面上的内涵讲，它的性质很清楚，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应该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它不是资本主义的模式，更不是封建主义或其它什么的模式，这是斯大林模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其次是体制层面。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各种运行的机制。体制层面上主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高度集中表现在经济上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实行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优先发展战略方针；政治上实行共产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各级国家干部均由上级机关任命，党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思想上，舆论不允许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大体上主要有这些特征，简单地说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高度集中。最后是一些具体的制度、规章和政策层面。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应该是根本的，是决定性的。具体的体制是被决定的，是实现这个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服务的体制。因此，评价讲斯大林模式的时候，必须要完整地肯定斯大林模式的内容，基本层面的东西不能抛弃。今天，我们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的东西不动，可以完善，可以巩固，可以发展，体制上面的东西是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改革也是不行的。有的在二三十年代是正确的，后来就不正确了，有的可能对俄国是正确的，对其他的国家就不正确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改革体制。苏联的体制也不是全部的抛弃，我们否定的很多，中国越是往前走，体制上也变动了很多，但是，这个不是完全否定的问题，是对体制要有扬弃。至于说具体的政策当然更要变动，所以今天有些人说斯大林模式否定的越彻底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彻底否定，这样的说法是片面的，把基本层面上的东西和具体政策层面的东西混为一谈了。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就是把这个东西全都抛弃了，所以他不是改革。

(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我曾经有篇文章谈到，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它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有些人不太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任何一个制度，任何一个体制要不断地创新，我们也提出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1928、1929年开始实行斯大林模式，这个时候，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八九年了，也有点难以为继了。因为新经济政策它是一个分散的，不是一个集中的，而且它主要是一种经济体制，它没有政治意识形态上一整套配套的体制。由于苏联社会比较散，首先，粮食都掌握在富人手里收不上来，中央政府和国家已不能控制，还出现了很多问题。国内形势如此，国际形势也很严峻，所以要求高度集中。我觉得斯大林模式的出现，取代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进步，而不是一个退步。

邓小平同志也肯定新经济政策，但是新经济政策也不是万岁的，它总有一定的阶段，它一定也要创新的。当时，布哈林从纯经济的角度说要慢慢搞，斯大林说不行。斯大林不仅从经济的角度，还从政治的角度，不仅从国内的角度，还从国际的角度考虑，强调全国需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来适应发展。所以，我觉得，这种取代在当时是一种体制创新或制度创新，以后的就不好说了，以后没有创新，这是个遗憾。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还跟当时俄国的历史传统是有关系的。俄国革命前，经济不够发达，政治上也相对比较落后，人民群众没有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的训练，而且当时农村长期为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是讲究土地公有制的，俄国农村的私有观念是最薄弱的。虽然后来也分化出现了富农阶级，但从整体来说，土地还是共同掌握，农民脑子里面公有是根深蒂固的，这样一种背景也促使了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另外，当时的理论水平，包括领导人的理论水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看法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这一套看法，对姓资姓社的问题都未必有我们今天普通共产党员认识的好，可想当时理论水平的局限性。

以上这些都说明，斯大林模式是一个反映了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它的形成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当时苏联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苏联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是基本上适应的，并不是当时党或党的领导人斯大林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模式，还是新经济政策，还比较分散的话，不可能在这么快、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业化，甚至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以，我们说斯大林模式是一个历史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当然，斯大林个人的思想和理论上有些缺点，会有他自己的烙印。

(三)斯大林模式的成就。我们今天肯定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离不开斯大林这些模式的。在斯大林模式形成初期，特别是在上世纪的30、4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是人所共知的，连社会主义的敌人都是不可否定的。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时，从总体上说，党是一个有领导、意志统一、目标坚定、充满信心的党，苏维埃国家也是艰苦奋斗、团结稳定、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说苏联74年的历史中有过兴旺发达时期的话，那么首先应该说就是这个年代，它是一个欣欣向荣、十分发达的时期，如果否定这一点，那就是否定了苏联历史的进程。

这些成就反映在几个方面：一是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苏联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提高了综合国力，特别是在当时，还是处在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之中的、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无时无刻不在被消灭的危险之中。可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综合国力，是站不住的，没有高速度的发展也是站不住的。所以，不能全部否定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毛主席也强调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不过，斯大林强调的太过度了，对轻工业太不重视了，他说，不是发展任何工业都叫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和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资料，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通过从1929到1937年的头两个五年计划，苏联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用4年零3个月就完成了，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9.2%，其中重工业是8.5%，轻工业是11%，可见重工业比较高。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年均增长达到11.7%。到1937年，二五计划使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世界历史上有这个说法，苏联工业化的奇迹，大大提高了工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到1937年苏联工业水平由1913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所以这样一个发展速度，外国人绝对也是都承认的。但是，农业比较落后。我们最近看了一本由俄联邦出版，总统普京作序、指导编写的百科全书，里面反映1913年沙俄时期的谷物产量是5050万吨，到了1940年是5560万吨，有增长但是比较少。但也不是像西方所说的那样，到1940、1950年还没有达到战前。二是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这就不讲具体数字了。现在有些文章对我们《居安思危》这个片子有意见，说我们把成就讲得太好了。其中有篇文章提到，当时苏联的农业和住房建筑是比较落后的，从1926年到1939年这一段时间，城市人口增长的非常快，达到三千万，但人均住房面积是不可能提高的很快，所以人均住房增加了，但是增加的比较慢。三是文化上也有提高。到1939年的统计数字，居民识字率已经占到11.2%，比1922年增加了30%，1939年在读的高校学生有90万，这些都是发展比较快的。四是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不仅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而且战后在几年时间内就迅速的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有一组战后恢复经济的数字：1950年国民经济总值达到1530亿美元，占美国的53.3%，这个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而且大大超过了英法德、加拿大、和意大利；全国工业总产值比战前的40年增长了73%。1949年还成功的爆炸了原子弹，这些情况说明，苏联工业到1950年前后已经完全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句名言，他讲，斯大林接过政权的时候，俄国社会农村用的还是木犁，但是当他去世的时候，俄国已经有了原子弹。丘吉尔这么一个反苏的西方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很高的。

斯大林模式早期30、40年代时，虽是苏联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社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

一是关于工业化发展的方针和战略问题。我上面已经提到过，苏联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轻工业发展应该说是不够理想的，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也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这个问题在一五计划后已经出现，到了二五计划还继续发展，重工业的指标过高，因此从1924年到1952年，全国生产资料增加了55倍，而消费品只增加了12倍，差距比较大，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有很大的提高，但还是不够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要吸取的教训，强调重工业为主，并不等于完全无视轻工业。

二是农业集体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农业集体化脱离了实际，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小农经济的权力没有被发挥，多数农民没有改变生产关系和耕作制度的愿望和觉悟。要改变生产关系和耕作制度，就是要通过实行集体化，特别是后期，实现了全盘集体化，这就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农民觉悟没有达到那么高，所以严重的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也就一直落后于工业，工业又发展的非常快。农业集体化基本上还是要肯定的，没有集体化，不可能这么快的实现工业化，但是搞得过早，速度过快。斯大林自己说，农村要供赋，我这个原始的钱只能从农村拿来，我没有外资，我不能去借债，我不能把发展工业的资金拿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么一条路实现工业化。斯大林是从正面讲的，现在我们要从反面吸取教训。对农民挖得太苦当然不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没有集体化，工业也不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最后还是对国家的发展有害。苏联当时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问题是后来怎么样弥补，怎么改革的问题，农业为工业服务，为工业化交上了赋税，但这个关系还可以处理得稍微好一点。

三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的冒进问题。斯大林在1936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说，我们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他过早地宣布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可他的社会主义还是比较粗糙的，低标准的。我们今天总结教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按照小平同志说法，我们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斯大林说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下一步该是怎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在当时也是有理论上的局限，认为社会主义是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是第二阶段，认为生产关系改变了，实现了工业化，有共产党领导，完全实现没有个体农民的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已实现了，要向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个观点现在看来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超前了。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更超前。

四是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和大清洗运动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争论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片子里也讲这个问题。1928年，斯大林早就提到，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阶级斗争将更加激烈。斯大林就是在这样一个理论指导下进行党内外大清洗运动。30年代后期，特别是1937、1938年，在斯大林这样一个理论的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清洗运动，大批党政军方面的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的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关于大清洗的受害人数众说纷纭，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还有我们中国的学者，说大清洗中被枪毙的有两千万。现在也有同志在注意和讨论这个问题，根据我看到的材料来看，两千万被处死决对是夸大了的，比较权威和可靠的应当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就是克格勃。克格勃1990年公布的数字，从1930年1953年这一段时间，因为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有377万8千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是78万6千人，俄罗斯最新的百科全书上也是用了这个数字。另外，卫国战争当中，边陲地区的十几个少数民族，因为怕他们和德国人勾结，斯大林把村民们强迫迁到西伯利亚、哈萨克，这个我们也看作是大清洗运动的一个部分。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陆续进行平反，现在已经基本上都解决了，当然还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但是这些是外国留下的。比如说车臣问题，整个民族被迁走后又把它迁了回来，但是现在的车臣问题并不是斯大林留下的后遗症，应该是跟国外敌对势力对俄罗斯的渗透有很大的关系。十几个少数民族被斯大林迁走也是大清洗，我认为，大清洗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加上30年代错判错杀很多无辜群众，应该说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或者说罪行也是很大的，后人必须正视并引以为戒。

当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也应该看到当时发生这种错误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要具体的分析，不能说被斯大林所杀的全部都是无辜的。《人民日报》50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对斯大林的肃反工作用“肃反扩大化”，它的俄文愿意就是“大清洗”。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确是冤枉了很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觉得这样分析比较中肯，肯定他冤枉一大批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他也镇压了一些必须镇压的人，因为当时战争临近，阶级斗争确实很紧。而且最近发现一个材料，在苏联解体以后，很多被清洗的后代提出申诉，说他们应该是平反的，但是最高当局驳回了他们的上诉，说上诉不成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确实有些人是犯有反革命罪行的。我们应该重视大清洗这个教训，但是也不要无限的夸张，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夸张的全盘否定斯大林，那就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五是个人崇拜盛行的问题。20年代末期，斯大林已经看到了党内外民主得不到发扬的苗头，以后逐步发展，到了卫国战争以后，这种个人崇拜升到了很高的程度。我们应该总结教训和正视这些消极影响，我觉得这些消极影响也是苏联后来演变的原因之一。但这些消极影响对二三十年代来说，还不是主流。我觉得还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理论来看，就是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模式的时候，就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指导思想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站在今天的高度去评价。这个高度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今天理论发展的高度分析当时的问题。任何历史学家也都是站在他本身所处的时代的高度去分析历史，去审视历史。二是站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去评价。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的要求去评价古人，那什么古人都不行。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的条件去总结他的教训，就没有教训，都是对的，也没法吸取教训。所以就一定要站在今天理论发展的高度，去分析这些问题，去总结经验集训，又要站在当时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去评价当时的事件和历史人物，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看问题的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是苏共演变的开端

1956年苏共二十大是一个起了非常消极作用的历史事件，或者是消极作用相当大的历史事件。2006年，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办研讨会纪念二十大50周年，把二十大吹捧得不得了。我在网上看了当时会议发言记录，我觉得对二十大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苏共二十大主要的问题，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党内对这个秘密报告开始并不是都同意做的，赫鲁晓夫说由我自己来做，要是不同意，就在会外做。会议结束以后再开会，他就做了这个报告，最后党中央达到妥协。与会的各国党的代表和外国党的代表都不能参加，只有波兰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拉克希例外，这两个人参加了。这个秘密报告主要是对斯大林实际所犯的各种错误进行全面的揭发和尖锐的批判，其中谈到了大清洗运动中大规模的镇压，谈到了反法西斯战争初期的麻痹轻敌和指挥适当，谈到了强迫迁移了十几个少数民族，谈到了经济建设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种种错误，特别谴责了大清洗所犯的错误、违反法制的错误和个人的专断，而且说他个人过分的颂扬自己。比如，报告里说斯大林靠电影来了解国内情况和研究农业，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按照地球仪来指挥的。这简直是一种笑话，显然是夸大其词，不符合情况的，有点耸人听闻。我们知道，斯大林了解国内情况并不是光靠电影，苏德战争也是亲自指挥的。另外，在报告当中暗示斯大林策划了杀害基洛夫。实际证明这是没有根据的。苏共中央为了搞清基洛夫案件，曾经在195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有摩罗托夫、苏苏洛夫、卡高诺维奇、福尔采娃等10多个人参加，他们研究了全部材料，得出明确的结论，斯大林与杀害基洛夫案件无关。再就是，报告中赫鲁晓夫推卸自己的责任，说1940年哈罗克夫战役遭到失败是斯大林的责任。赫鲁晓夫说他当时作为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制定了这个计划，斯大林批准了，他按计划进行，结果导致失败。但是真相如何呢？根据朱可夫的回忆录说，发动这个战役的计划既不是赫鲁晓夫，也不是斯大林，而是作战机关制定的，朱可夫当时表示反对，但是斯大林表示赞同，赫鲁晓夫也表示支持，所以这个责任赫鲁晓夫自己是有的，他把责任全推到斯大林身上去了。还有就是，报告里举例子指责斯大林滥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并通过它来任意处置不同意见的人，回避了当时确实存在敌对分子的问题。斯大林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没说，也不提1938年党中央已经发文件采取纠偏措施，只是说斯大林干了这些坏事。

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有关大清洗中他的责任是怎么样的呢？一点没有提，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已经让他的亲信开始销毁他关于大清洗当中的材料，但是没有完全被销毁，现在还能找出来。1937年，当时赫鲁晓夫是莫斯科市委书记，他对他的手下曾经说过话：需要消灭这些坏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动一下，要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前进。结果呢？莫斯科州州委和莫斯科市委36个书记当中，35个人被抓去了，莫斯科州的146名区位书记和市委书记中，就有136人被他抓起来了。第二年，赫鲁晓夫到乌克兰当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后，清洗了当地的领导人。他还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乌克兰每月报送审批逮捕的有1.7万到1.8万人，可是莫斯科的专政机关批准的不超过2至3千人，希望斯大林同志亲自干预。这些信都查实了，可见赫鲁晓夫的表现一斑，他是有很大的责任的，可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承认过。这个报告发表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当然兴高采烈了，他们说是一颗政治原子弹，乘机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摩罗托夫(音绎)的外孙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摩罗托夫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说二十大以前，真心实意同情我们的人，大概占全人类的70%，而在二十大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再没有那么多人拥护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

从根本上来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否定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历史，放弃了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主路线忠诚的肯定，特别是放弃了对斯大林对国内外敌人绝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的肯定。所以毛主席说，捅了盖子捅娄子，二十大以后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对国内年轻人引起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一些60年代的年轻同志对党的斗争、党的历史不是很熟悉，二十大对这些人的脑子影响非常深。他们对共产主义开始产生怀疑，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赫鲁晓夫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收效甚微。在经济上面，撤销好多部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他把权力下放，减少国家中央、部门和共和国的领导，给地方领导加强企业的自主权；在政治上成立了工业党、农业党，把工业和农业分开，这些措施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我觉得他改革当中有两条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在农村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了自留地；二是把国营拖拉机这些机器下放农村，改变了原来一片土地两个主人。这两项改革到后来一直没有改过来。

应该指出，在谈到二十大，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史书在谈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划等号。应该说赫鲁晓夫在体制改革方面做过一些尝试，但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没有掌握好，思想上存在随意性和多变性，所以改革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反而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不过他的改革还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取消党的领导，没有搞多党制。还有就是他对十几个少数民族进行平反，大部分都平反了，到下台还没来的及做完，后来就由勃列日涅夫继续平反。他让平反的少数民族又回迁到原来的地区，恢复他原来自由共和国的建制，像车臣共和国建制就是最后恢复的，所以说这点赫鲁晓夫还是做得不错。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问题和苏共演变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很多。他执政应该说是很重要的时期，长达18年之久，近似于斯大林，几乎占苏联整个历史的1/10。在这个时期，苏联共和国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军事力量和美国平起平坐，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人民物质水平虽然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比苏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高。与此同时，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暴露的最为明显和最为严重的时期，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体制改变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很成熟，但是勃列日涅夫错过了这个时期，使得苏联从发展的顶峰跌了下来，在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危机。研究这个时期的问题，对于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可惜现在关于勃列日涅夫研究的相对比较少，都在谈斯大林模式，在这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勃列日涅夫改革的问题。刚才说过苏联体制改革刻不容缓，最为迫切，特别是高度集中的这样一个体制模式，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载体。这样一个体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实现了战后的恢复，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国际国内条件都与斯大林后期和赫鲁晓夫时期不同。60至70年代，西方发生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继续发展，在管理体制上，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这些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种挑战。要应对这种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开展各方面的改革，包括有选择地吸取资本主义国家新发展的各种模式经验，促进自己更快地的发展。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卡塔尔等也开始进行了改革，捷克的改革被苏联压下去了。卡塔尔比捷克的领导人聪明，尽量不跟苏联搞对立，所以改革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直到现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匈牙利人还是怀念卡塔尔的。

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一点没有改革。上台初期，勃列日涅夫搞了新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效。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第一就是下放权力，扩大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第二就是加强生产资料的生产。1965年到1970年八五计划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生产已经同等了。但是，1970年以后，他怕出现外面的干预，改革就停滞不前了，经济体制、技术都已经停止了，未能把前期的改革坚持下去和进一步深化。他把体制和制度方面的东西混为一谈了，不知道体制层面的东西是必须经常改革的，把体制层面提高到社会主义制度上，思想很保守，这就出问题了。

(二)国内出现了三个有特殊利益的社会群体。这三个有特殊利益的群体，是后来苏联演变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力量。

1．党内特权阶层。党内特权阶层主要是包括党内的高级领导人，党政军权机构、中央大企业和农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国外和中国的学者认为这个在列宁时期早就有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列宁时期是没有特权阶层的，也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有一些照顾也只是多发一块面包。斯大林时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也没有这个物质条件，而且斯大林时期共产主义的信念还是金光闪闪的，我们现在的话讲，大家都强调反腐倡廉。赫鲁晓夫时期，因为他把干部老龄化，老变动，所以也没有最终形成特权苗头。最后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因为社会稳定，干部稳定，干部基本上是终身制，每次代表会换的中央委员人数很少，至于政治局人数更少，老化了。干部队伍稳定，物质条件又开始好转。这个阶层的特征就是保守、安于现状、不思改革、反对改革。勃列日涅夫觉得这个情况很好，何必还要改革呢？这当然对苏联演变起到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讲特权，破坏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形象。这里也有少数人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希望把他现在管理的一个部门，特别是他管理的工厂、部门、农庄作为己有，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因为有了外界的因素，有了戈尔巴乔夫当时的一种导向，所以这个特权有了演变，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数开始增加，因此他们成了演变的一个政治基础、社会基础。

2.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者应该说什么时候都有。他们要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出现就被压下去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出来了，主要是反对现成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这个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也是后来苏联演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受西方影响下的那些知识分子，也可分成三个流派。一是以物理学家沙哈罗夫院士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主要是崇尚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人权，积极反对社会主义。当时被勃列日涅夫流放、软禁到外面去了，戈尔巴乔夫又把他请了回来，而且给予他很高的社会地位。二是以作家索日尼卿(音译）为代表的新南斯拉夫派思潮。主张回归到沙皇时代去，回归到十月革命以前，是反对共产党主义的。不过索日尼卿(音译）现在又反思了。三是以罗意门德夫(音译）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很多党内的人主张搞民主社会制，就是人道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党内应该民主，也可以搞两党制，也可以搞三权分立，但是他还是维护共产党的。也不叫维护，他是属于党内的不同政见。所以这三个流派合成一个不持不同政见的社会群体，与共产党领导是唱反调。这个运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时起时落，但是没有断过。一方面是当时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到家。他把政治思想工作简单化，对不同政见的怎么处理呢？厉害的送到疯人院，再厉害的人叫他出国去。但是不进行人身消灭，不像斯大林给处决。他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针对性，其实三种思潮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党内的一些改革，发扬民主精神，是可以解决的,对待不同政见者。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

3.民主地区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群体，或者叫做民主精英群体。这个群体包含在上面两个群体之间，一部分是属于党内领导，属于特权阶层，一部分属于知识分子，有不同政见。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占很大的比重，而且苏联解体与民族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把它单独列出来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经济建设上，国家财政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18年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促使它的民族意识觉醒。他们感到自己不仅仅是苏联人，我还是哈萨克斯坦人、乌克兰人。这个现象应该说很好，但是在一种特定的外在条件下，它可以转换的。国外势力的闯入、渗透、挑拨和国家政策上的一些错误、腐败等，促使他们反对俄罗斯。体制上也是有问题的，苏联宪法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盟是自愿的，随时可以退出联盟。在戈尔巴乔夫以前没有一个人和加盟共和国说我要退出。加盟共和国又什么权都有，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不一样的，它是多民族的连邦制国家，我们是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我们是搞民族区域自治，所以这也是一种根源。随着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外一些挑拨离间等，就形成了民族精英群体反对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现存制度。戈尔巴乔夫的路线是这些问题的催化剂。

(三)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当前学术界认为苏联霸权主义问题由来已久，斯大林时期就是搞霸权主义，这个观点也是片面的，没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历史。我认为斯大林时期是没有霸权主义的，也没有搞霸权。首先他自己没有力量跟美国争霸，在30年代主要是用三年的时间解决自己站住脚跟的问题。其次是帮助东欧，帮助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怎么说他是搞霸权主义呢？当然，斯大林时期有一些沙皇主义的错误，但这并不等于说搞霸权。赫鲁晓夫时期也不能说全是搞霸权，与美国相比还差很远，所以他认为要搞核武器走捷径，有了核武器就可以称霸了，但是核武器还是没有美国先进，不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把导弹弄进去后又退出来了，他认为还是要跟美国和平共处，还要搞什么联合。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时期是想搞霸权，又没有完全搞起来。搞霸权主义应该是勃列日涅夫时期。邓小平在接见菲律宾总统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了，苏联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政策，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但是拼命搞霸权主义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可见霸权主义还是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能算在赫鲁晓夫和斯大林时期。

勃列日涅夫时期与美国争夺的特点是什么呢？整个对外政策与赫鲁晓夫时期的争霸是不一样的，赫鲁晓夫提倡三和路线，把苏美合作和与西方搞缓和放在第一位，而把与美国的争夺、对抗放在第二位。所以赫鲁晓夫和美国对抗，总体上来说是有限的，有时候是被动的，同时也是软弱的。这一方面有它历史性的原因，也有苏联国家综合国力的原因。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的霸权也搞缓和，但是它的对抗是主动的，缓和是有条件的。勃列日涅夫因为有这个物质条件，所以他的对抗由被动转为主动。综合国力提高了，不仅注意发展核武器，同时也注意发展常规武器，最后军事力量终于达到和美国平起平坐。这是霸权扩张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个资本是无法谈扩张的。普京也很强调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认为任何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国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搞霸权。勃列日涅夫的霸权还有一个世界性的特点，一是与美国争夺搞霸权，而且是主动出击；二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搞勃列日涅夫主义，搞有限主权论，就是你的主权是有限的，是我而不是你说了算；三是对第三世界也扩大，到处出兵到安哥拉、阿富汗什么的。

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日益拖垮了苏联经济。1963-1973年，军费平均每年增长3%，总额达到6740亿美元，其中1971年的军费支出就740亿美元。总的来说，70年代每年的军费开支大概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0%到25%。80年代初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大约有500到800万人在军工企业中工作，而美国只有220万人左右。由于军工企业的发展，他就搞经营武器性发展，重工业就更重要了。现在，普京靠军工和石油发展也很快，经济实力也提高得很快，但是最终他还是不能光靠这个，他的经济结构现在就是有问题的，在这就不展开说。光靠军工来发展经济，发展会越来越畸形，轻工业也就越来越照顾不到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三个，无论是苏共，还是在他领导下的苏联，都已经走到了危机的边缘。尽管这样，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为止，苏联还不是注定要垮台。从80年代初期的形势看，苏联60多年积累起来的实力尚未耗尽，经济发展虽然连年滑坡，但还没有停止增长。有人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停滞了，这是不符事实的，这有一组数字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1964年执政，1966-1970年年均增长7.4%，1970-1975年年均增长6.4%，1976-1980年年均增长4.3%，1981-1985年年增长3.6%，它是在增长中递减的，但没有下降。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时已负增长2%，1991年达到17%。所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没有停止增长，包括党政军各级权力机构的上层人员没有完全失控，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主体民族之间长期并存的那种离心力和凝聚力形式还没有改变。即使在沙皇时期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关键是领导怎么去抓的问题，如果勃列日涅夫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下，切实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苏联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用苏联最朴素的话来说，我们没有一个邓小平，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形势就不是今天的这样。文革时，我们也是濒临危机的边缘。

戈尔巴乔夫改革方向性错误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一)苏共和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大家知道苏联各个时期都是有些问题，包括国际国内因素。从辩证法角度讲，这些因素必然有一个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上面大体介绍了这样一个历史轨迹，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性错误和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是苏共和苏联演变决定性的原因。从世界观来说，戈尔巴乔夫应该是一个社会民族主义者，或者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我们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看成民族社会主义是不对的。民族社会主义首先它是崇尚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主张多党制，主张轮流做庄。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民族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私有化，我们主张国营经济，共同维护社会基础。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是社会主义民族制，它崇尚资产阶级民族自由，主张资本主义的所谓的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主张搞议会。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党内的一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者，是党内的修正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样演变的呢？公正地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上台就要走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苏共的演变和败亡是有一个过程的。原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对头，反对派，他是传统派。利加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讲过，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到1988年，当时党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下去的问题；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1991年苏共垮台以后，党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已陷入了危机。我们觉得利加乔夫的观点基本或大体上是符合历史情况的，这充分说明是由渐变到突变的一个过程。大体上讲，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一个分界线，当然不是绝对的。1988年以前，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提出民族社会主义这样一条路线，搞的是加速发展国家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这是他的话。1988年以前，他还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改革的，但是他的政策不对头，加速战略失败了。1986年苏共的二十七大，已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样化的口号，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认为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样化可以作为打开改革的突破口，认为加强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是改进党的领导和完善政治体制的重要举措。当时他提出这个以后，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民主化、公开性、舆论多样化出现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一是由于搞民主化、公开性，党逐渐失去了对知识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控制。当时他把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任命为担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从入党以后就是一个反共主义者，党内给其寇了一个阶级分子的帽子，比戈尔巴乔夫还厉害。他上台以后，马上把新闻媒体的主编都换成了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全国各种刊物上出现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戈尔巴乔夫对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仅没有反对，反而鼓励。他在一次讲话当中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来说”。当时，列宁格勒公共学院尼娜・安德列耶娃教授发表了一篇《我们不能不放弃原则》的文章，认为反斯大林反得过头了，应坚持斯大林时候的一些制度。戈尔巴乔夫立即下令组织文章，对他进行围剿和围攻。所以它的民主化、公开性，并不是所有的言论都可以发表的。这有点像赫鲁晓夫解冻时候一样，但赫鲁晓夫一看苗头不对就收了一下。二是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非正式组织，就是说自由组织的一种俱乐部，或者是政治团体。据一篇社论报估计，到1987年12月，全国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有3万多个了。他们有组织，有纲领，有群众，还有出版物，不少组织还提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口号，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在公开性、民主化这样思想的引导下放松以后出现的一种情况。这些组织后来都成了反党的一些社会力量。三是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戈尔巴乔夫积极倡导，自上而下大搞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否定历史。前不久我们社科院有一个领导同志讲到了这个思想，讲得很好。他讲现在有三种思潮，一种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自由化；一种是民族社会主义思潮，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为前两种思潮服务的，为了实现前两种思潮，必须要用历史虚无主义这样一种方法和手段。戈尔巴乔夫搞的历史虚无主义首先是攻击、否定勃列日涅夫时期，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其实目标是直指斯大林时期。认为苏联历史教科书是一代一代留下来的谎言，要求苏联中小学改变历史教学教材，取消历史考试。所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特别是否定党和革命的历史。刚才我们提到，不同政见的梅德维德夫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戈尔巴乔夫说，民主化、公开性为各种言论开辟了道路，但所有新出现的言论都是针对苏共的，都是针对苏联历史，是苏共用自己的舆论政力，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论坛，因此，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宣称自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但他的改革没有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没有为社会主义思想推向前进做出任何贡献，同时还在内外政策方面步步退让。

(二)戈尔巴乔夫路线是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路线。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转向的开始，是苏共自我削弱，进而自动放弃领导权的开始。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做报告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把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他还说，我们今天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哪一个问题是关键呢？苏共中央认为，关键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全党要把这个政治改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没有苏维埃参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把党的领导向苏维埃转移。他认为党要放弃领导，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宪法》规定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第二十九次代表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民族这样的口号。西方舆论认为，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从根本上进行翻修，就是要放弃党的领导。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沿着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进一步蜕变。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撰写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变革的文章说，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他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三权分立学说，并要求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他还说，我们要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还要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篇文章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

苏共党的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行所谓放弃党的领导，把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把党中央很多部门全部削减，20个部门减到了9个，对党组织进行改组，说我们不要去领导，让苏维埃去管。据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写的一本书说，早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就和亚克夫利夫、谢瓦尔德纳泽(音译)商量怎样结束共产党合法性的独立战争问题，试图得到证据的支持，但是没有成功。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阶级分子一次大会上明确表示，如果出现多党制，我看这不是悲剧。同年二月全会是推行多多党制的一次重要会议。他在报告中说，党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化，不言而喻，苏维埃为争取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但这要在严格的民主程序范围内进行。要修改苏联《宪法》，取消第六条中关于苏联党的领导地位规定的思想，放弃任何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权。三月全会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修改《宪法》通过了一个决议，并且提交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法律保障内容，改为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和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一样，通过自己的成员在苏维埃里面起作用。一位外国学者说，取消《宪法》第六条，宣布共产党不是国家的领导机关，是对列宁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的决定性的对抗。

(三)党组织的分裂。二十八大以前，苏联党内有三个派别。一是以利加乔夫为首的纲领派。也就是传统派；二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纲领派，大家叫他民主派；三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表面上是中间派，实际上他动摇在两派之间，而且经常是靠向民主派。所以，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有的时候有矛盾，有时候又一致，但是基本上是倾向于民主派。党内只要开会，这三派就斗，戈尔巴乔夫经常是站在叶利钦这一边。民主派不仅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而且在党外和反对党的头号人物结合在一起，公开反对各级领导。我刚才说的几万非正式组织团体当中，党员都在那儿起领导作用，党外这些头面人物都是苏维埃里面的代表。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实际已经分裂的情况下，还宣布让苏维埃来主持工作，加盟共和国利用这个形势，当党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纷纷要求独立。苏联是加盟共和国独立参加的，可以随时退出，但是加盟共和国党委是属于统一的苏共中央领导的，有点像我们的省委一样，党是一个党，国家是加盟的，党并不是国家的。所以加盟共和国首先要求党要独立，党内独立以后，国家也要求独立。最早要求党独立的是离心主义最强的波罗的海埃塞尼亚、拉他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国家，他们首先脱离了苏共。可以见苏联共产党首先受到连邦制的威胁，党的根基就不好了。另一方面是党员大量的退党。不光是民主派代表人物，而且相当多的普通党员都宣布退党。从1981年到1991年，党员人数由1948万减少到1651万，一年就减少300万。叶利钦神气活现的样子在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然后就离开会场，全场鸦雀无声，民主派就都宣布退党。波波夫、索普裘克(音译)等这些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大城市的领导人全在叶利钦手下，全在民主派的手下，大城市的领导全部退党，城市也就全部落入民主派之手。戈尔巴乔夫最后只能招架，不能还手，只好想出联盟这么一个办法。

(四)苏共党的垮台。戈尔巴乔夫说重新组成联盟，把这个联盟改成松散的邦联。把原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成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这里面没有社会主义了，虽然也叫联盟，但是在具体的方案里面规定加盟国有很多很多权力，实际上不是联盟是邦联。戈尔巴乔夫要维持，就得放弃社会主义的方向，放弃联盟这样一种体制，改成松散的邦联。9个加盟共和国成立一个新的联盟，保留自己的权力，放弃这样一个严格的组织。巧妙的是，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仍然叫苏联。就这样，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1人就签订了一个“9＋1”声明。即便这样，新联盟条约还是有很多人反对。进行全民公决以后，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愿意参加联盟，主张保留苏联，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要搞一个主权共和国联盟。

新联盟条约定于1991年8月20号签订，戈尔巴乔夫以为什么都布置好了，就到克里米亚休假去了。就在8月19号，以亚纳耶夫为首的一帮人发动了政变，这就是“8.19事件”。政变很快被叶利钦压下去了，这时的叶利钦有群众支持，控制的很快。政变的这些人都是当时权力部门的领导和国防部长什么的，还有各个国家的副总统、总理，后来有的自杀，也有被抓了起来。政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戈尔巴乔夫采取了骑墙的态度，事先默许和不反对他们搞政变，在他看来，成功后也正好得力把叶利钦弄下去，不成功他就出来谴责政变者，什么事也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无论是起义取得成功或者遭到失败，他都能够处于胜利者的地位，而且也不会得罪民主派。二是起事者内部不团结。内部的不坚定，主要原因还是戈尔巴乔夫。当时只要把叶利钦抓起来，事情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当时要抓叶利钦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由于他们很软，所以失败了，戈尔巴乔夫也就谴责他们。但叶利钦不买账，当着面谴责戈尔巴乔夫，然后利用苏共参与政变这个情况，宣布苏共非法。戈尔巴乔夫也只好亲自宣布解散苏共中央，苏共跨台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搞多党制这条路线，放弃党的领导，修改《宪法》，引进三权分立的机制，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实际上就是各党派都有的议会制，是葬送苏联和苏共的决定性因素。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这样一些历史事实，目的就是要从苏联整个的历史发展来看到戈尔巴乔夫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严格来说都是潜在的，只是程度不同。潜在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催化剂的话，或者是换了另外一种导向的话，它会从另外一方面去导向。另外，从时间的发生上看，也是有原因的。不能说很多事情都让半个世纪以前的斯大林或列宁时期来负责，更不能说让十月革命来负责的。当时戈尔巴乔夫以什么样的方向进行领导，是起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的。说他是决定性的原因，并不是说历史原因不存在。历史上，特别是30、40年代，苏联欣欣向荣，当时大哈诺夫(音译）运动，建设一个个的发电站，开凿运河，这个时期的人民确是忘我的劳动，饿着肚子，勒紧裤带为共产主义服务，这个信念是非常强烈的。如果把这些也全否定了，苏联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

另外，从历史上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路线、政策是决定性的，但从其它各方面来说，党的演变也是决定性的。有人说经济没搞好，有的说民风问题很严重，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党。《居安思危》片子就突出了党是主要的原因，而党又是它的领导人，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路线是主要原因。所以，看问题要抓住本质，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报告人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原所长，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