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导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物件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 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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