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是怎么铸成的

我觉得现在的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如果从网络上看，你就会觉得明天可能发生革命，后天中国就会大乱，再后天人民币一钱不值。但是看现实社会，你会发现，到处都在旅游，商场的货物琳琅满目，购物的人熙熙攘攘，人们的生活欣欣向荣。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轿车进入家庭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但十几年间美梦成真。从1952年到2010年，中国人均GDP由50美元达到4200美元，国家GDP由300亿美元发展到将近6万亿美元。我们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使得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提高，中国已经从“东亚病夫”的状态中走出来了。

在最近的200年中，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从1840年林则徐禁烟开始，一直到1949新中国成立这100年时间，先进的中国人，从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所有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理念都是“救中国”这三个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50年，这100年的使命是“复兴”。在前100年里，我们历经坎坷，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也走了很多弯路。后100年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也经过了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也是走了很多弯路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今天还是取得了重大成就。面对今天的成就，我们难以想象，百年前上海滩曾经竖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我们用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崇尚过各种思想主义，但最后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

第一，近代中国执着的探索。

我们有过多次尝试，但是屡屡失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要用中国化的基督教来改造中国，最后证明那是行不通的。所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最有利的旗帜，就是保卫中国的文化。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提出以洋务自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兴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用了30年时间，发展产业、发展科技、发展教育，想要产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最后，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戊戌维新想要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

旧中国的问题出在制度上，要改制才能救中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从制度层面改造中国，推翻了封建统治。但是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1912年死后，我们还尝试了12年共和制，结果军阀混战、生灵涂炭。那几十年，各种尝试都不成功。五四运动兴起，从“制度层面改造中国”发展到从“思想文化方面”改造中国，精英们提出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那一套。其实，当时的思想是有些极端的，措施也过于激烈。

第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艰辛。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时社会主义是边缘性的思想，没有人信服它，梁启超认为搞不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也认为搞不成。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不存在成功的建立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政府的条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同意这个看法，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领导人斯大林、列宁等的意见。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是当时中国社会300多个政治团体又多了一个党派而已。当时的中国，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和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都不知道这个新成立的党能持续多长时间，甚至连参加者都不知道。

诸位早期的共产党员其实也不是很重视“一大”。比如，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当年才19岁。当年“一大”召开，李大钊要为北大教职工向北洋政府讨薪，所以不能去。当时北京小组还有资深党员邓中夏，但是邓中夏也没去。他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没有时间去上海。其实这些理由都是非常荒诞的。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一大”很重要，李大钊怎会放弃“一大”而去讨薪？邓中夏怎会选择到南京参加那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年年召开的年会？他们都不去，所以在北京最后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的落到了刘仁静的头上。虽然最后刘仁静被党开除，但不管什么时候介绍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一被展示出来，刘仁静就赫赫在目。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命运的幸运儿。这些当年参加建党的人，有谁知道这个党28年后会夺取全国政权呀？所以党刚一成立，走的走散的散。1921年7月底建党，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另外，还有在后来革命中牺牲的，王尽美1925年病逝，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这13位代表，从头走到尾的就毛泽东、董必武两个人。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这个党的发展是何其艰难。所以，她绝不是一个命运的幸运儿，她的每一个发展和成功都来之不易。

艰苦斗争中的指路人

第一，居功至伟的毛泽东。

这样一个党，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今天，影响以至改变世界格局，毛泽东居功至伟。这个人物与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连在一起。虽然他在指导经济建设时也曾有过一系列的失误，但是我们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整个新中国的历史来看，这个人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曾讲，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成功”的问题。如果不看毛泽东1928年写于井冈山的那篇文章，我们自己回答一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个问题。答案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还有第五、第六等。这种经验式的、教科书式的回答比比皆是。当我们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毛泽东的回答，你就会觉得，如果当年毛泽东像我们今天这样想，估计中国革命可能就不会成功了。当人们按照革命的一般理论在推断革命发生不发生、成功不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寻找革命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在白色政权包围之内，可以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毛泽东说，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随着另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最关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拥护，而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社会看透了。后来的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黔苏区、湘鄂西苏区，都是在各个白色政权结合处。红军长征时，我们又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建、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