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刑诉法是人权保障“试金石”

对话嘉宾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 卞建林

卞建林，江苏泰兴人，现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是我国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在长期的教学科研过程中，形成了有关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系统学术观点，《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多次获奖，先后参与了1996年和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论证。

“今年全国两会，我最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教授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个重要看点。其修正案草案在2011年8月、12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在北京西土城路的办公室里，卞建林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纵论刑诉法的地位作用、修法背景和对第三次审议的期待。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审、二审和公开征求意见，本报连续推出了多篇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关注这部法律的修改？它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在卞教授的讲述中，可以找到答案。

刑诉法修改，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记者：卞教授，应该说，公众对刑事诉讼法还是比较陌生的。很多人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干违法犯罪的事，所以刑法、刑诉法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们查了一下数据，全国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刑事的只占到十分之一，占比很小。您怎么看刑诉法的地位和作用？它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卞建林：尽管法院每年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不多，感觉与老百姓生活关系不大，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刑诉法的重要性。因为，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主干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刑诉法的修改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马上就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部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也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刑诉法不是单纯的程序法。有人把它称为“行动中的宪法”，甚至认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试金石。因为，刑事诉讼活动相对于犯罪活动，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人权保障程度。与民诉法、行政诉讼法不同，刑事案件在审理前有侦查活动。而侦查活动是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一种活动。国家强制力的行使，在某种意义上，以限制甚至剥夺相对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比如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每一项都涉及公民的基本权益。如果行为不当或权力没有依法行使，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行动中的宪法”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刑事案件数量少，或者自己没有犯罪、不跟法院打交道，就认为刑诉法与自己无关。虽然从法律的表征上来看，刑诉法赋予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但实际上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权利，如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都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诉法与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

贯彻宪法的规定，须应形势发展需要

记者：现行刑诉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十多年后再次修法，社会背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卞建林：从1996年到现在，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次修法的社会背景，我认为以下几点比较重要。

第一，1996年以来，我国两次修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写入了宪法。这两次修宪，与刑诉法关系非常密切，对刑诉法的修改具有指导意义。刑诉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必须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加大人权保障力度，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规范。

第二，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在司法领域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除了对刑事实体法有重要影响，我认为对诉讼程序制度的完善也有指导意义。我们看到，这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都是宽严相济的具体体现。

第三，我们经历了几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等方面有不少探索，积累了好的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需要及时总结上升到法律层面。

另外一个，这次修改刑诉法也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1996年修改刑诉法以后，紧接着，我国于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特别是后者，与刑事诉讼活动有直接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参考国际公约的有关内容，来完善我国的刑诉法。

所以，这一次的刑诉法修改，要考虑这些新的社会背景、制度背景，来回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回应社会公众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