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高度认同“走转改”：“火热生活让我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我们的大众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食粮?时代的发展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要求?面对社会的难点,学者们开出的药方有效吗?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当前新闻界广泛开展的“走转改”活动深刻启发了理论界。刚刚参加单位组织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锻炼队、在河北易县狼牙山镇东西水村生活一周回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贵祥研究员深有体会地说:“专家从书斋走到群众中间,聊的是百姓的家常事,听的是百姓的心里话,火热生活让我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任贵祥认为,理论界非常有必要借鉴新闻界“走转改”的做法。他说：“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新闻界要切实遵循,理论界更要身体力行。”

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对此深有同感,认为向新闻工作者学习,学术研究也要提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后产生的伟大成果。坚持群众路线,从实践中摸索和检验真理,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一贯追求。不可否认,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有些华而不实,脱离实际了,甚至出现了从书本到书本的“理论家”,这是理论界迫切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不仅新闻界要坚持,理论界更要不断提倡。“走转改”活动也让学者再次思考理论工作者的良知与责任感,“上学、养老、医疗等问题,从数据上看是理性的,但也往往是冷漠的。媒体鲜活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老百姓有血有肉的倾诉、触动人心的期待和发自肺腑的感谢。良知和责任感常常会被报道当中的一个人、一句话所激发,这时候我会提醒自己,搞研究一定要为老百姓服务,要做切实对社会有用的事”。

“理论研究如果不能为群众服务,又何谈改造世界呢?‘走转改’是一面镜子,让学者有机会审视自己是否真正融入了这个时代。前两天看了一篇关于农村医疗改革的报道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能否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福建师范大学的黄茂兴副教授说他很喜欢看媒体上的“走转改”相关栏目,“因为这里面提供的许多真实案例,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新闻界‘走转改’开展得如火如荼,理论界也不能落后”,中央编译局杨金海秘书长向记者介绍说,中央编译局近日专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走基层的精神,并结合中央编译局的理论研究特色,研究部署了几项要求,“一是实施理论下乡、下基层,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二是组织相关研究人员,搞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三是通过走基层提高干部掌握国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几项要求很快就会落到实处”。

“走转改”活动提倡新闻工作者坚持实地调查的作风,也推动理论工作者更加注重调查研究的作用。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说:“深入基层、接触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传统和基本要求。当年马克思参与和编辑《莱茵报》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比如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农民贫困状况的体察,都源于马克思本人对现实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为他今后的理论贡献打下了基础。关于摩泽尔河农民状况的论战,更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问题。当前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可以说是这一优良作风的延续。”

“走转改”中对改文风的倡导，再次让中共中央党校祝彦教授回忆起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序言中的一句话：“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祝彦说，“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文章的题目上读出那种朴实生动的文风味道来，如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朱德的《命令冈村宁次投降》，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我的修养要则》，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都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说问题，不绕弯子，很少用虚词。新闻界转变文风，能够更好地贴近群众进而服务群众。理论研究者也应该改文风，提供群众读得懂、看得明白的理论文章。这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和荣也强调了“走转改”对理论界的重要启发意义，“理论工作者肩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责任，理论研究只有走入基层，才能够寻找到研究的着力点；只有转变作风，才能够真正深入实践；只有改变文风，才能够创作出更大众化的理论作品。”

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覃正爱对理论界开展“走转改”充满期待，他说：“当年穆青与群众打成一片，写出了许多受群众欢迎的作品。理论工作者也应该向穆青学习，向当前奋战在‘走转改’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学习，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创作出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