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台的？中国是怎样得到这个报告文本的？中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什么？本文拟根据近10年来国内外披露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

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_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

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