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收录全民行动：让词典内容“接地气”

“北漂、草根、达人、愤青、蚁族、宅女、月光族、粉丝”；“医改、产权证、二手房、廉租房、轨道交通、地沟油、PM2.5”；“低碳、闪婚、团购、微博、网聊、自驾游”；“拜金主义、傍大款、买官、贪腐、碰瓷、吃回扣、潜规则、封口费”……

如果用你的眼球快速扫描上述词汇，你肯定会觉得这不就是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词汇吗，但能够让这些词汇聚集在一起其实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一个多星期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正是因为这一成就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

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马克·福赛思感叹道，“词典很少会制造出新闻。但在本周，这种事成了现实，而且经由一家中国出版社之手。”

让词典内容“接地气”

不少中国网友说，“点击”这些新词酷语，几乎可以对当下中国社会一窥全貌。从这个意义上看，历时7年修订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几乎成了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你能这样了解中国，是因为词典能够以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方式来记录社会。”马克·福赛思所指的“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记录方式，就是历来以严谨权威著称的词典编纂一下子变得宽容亲切，而新词收录也成为一种“全民行动”。

说白了，就是“接地气”。

其实，在网络的推动下，这些接地气的“纳新”方式早已为全球词典的编撰者所关注和采用。每年的9月，《牛津简明英文词典》都会发布一份新词表。去年，时值出版百年，它迎接了400个新词成员加入，这也使得其年度更新词汇比平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比如“男性比基尼”（Mankini）、“牛仔质地的打底裤”（Jeggings）、“不愿接受真相的人”（Denialist）等等。

同一年，韦氏出版公司更是将一些微博使用者的流行新词纳入到新版《韦氏大学词典》中。比如“兄弟情”和“美洲豹”就被赋予了新的意思，前者指“男人间亲密但非同性恋的友谊关系”，后者则是追求比自己年轻的男性的中年女性。

除汉语和英语词典外，日本的出版社也曾发起过为日文词典募集新词的活动。比如出版《明镜国语词典》的大修馆书店，就曾在日本382所学校里面，针对日本初高中生进行一项词语募集活动。该活动从大奖中选出了“神”（极其出色）、“土星本能”（有意将话题夸张化）、“半瞬”（比一瞬更短的时间，形容速度超快）、“贫格”（品位差）等10组最优秀作品。

从这些“潮味十足”“富有生活气息”的新词被词典收录可见，世界各国的词典编纂者们都在进行着词典的大众化革新。而原因就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修订主持人江蓝生所说：“这些新词、新义像一面广角镜，全方位地折射社会的深刻变化，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把新词入选的决定权交给公众

而在这场词典编纂的民主化过程中，英国科林斯出版社走在了最前面。

7月18日，英国科林斯出版社宣布，自当日起邀请公众推荐自己认为应该纳入现代英语辞典的新词汇。

一年以前，科林斯出版社就开通了科林斯在线英语辞典网站，搜集和编辑记录各种新词。并且完全打开了词典编写的封闭过程，允许公众参与其中。在这个新词推荐网站上，首页的正下方会看到一个“提交新词释义赢取奖品”的按钮，点进去会有提示当日需要推荐的新词。每天都会有一位获奖者。7月23日的获奖者是一位名叫埃捷·阿什维尼的女士，她因提交新词“shmoodling”而获得一个科博电子书阅读器。该词意为缓缓地靠近某人并以浪漫的方式获取别人的喜爱。而7月24日的奖品是一张价值75美元的苹果播放器礼品卡。

除了“有奖荐词活动”，网站上也发布新词推荐标准：包括被使用的频率、来源和持久力，依据则需出自Collins

Corpus——科林斯出版社的语言汇总数据库。任何使用英语的人都可以发现或者创造新词，并把这些词推荐给科林斯，专家斟酌考虑之后决定是否把它们纳入科林斯网上英语辞典。辞典编辑应该在两三周之内向推荐者提供反馈，编辑部对首次推荐未被采纳的新词将跟踪评估一年。

目前，科林斯出版社的编辑们已经推荐了一批新词，比如“omnishambles”（糟糕透顶，混乱至极）、“superphone”（超级电话）、“tash—on”（亲嘴、吻），还有“twitlit”（推特文学，超短诗歌小说等）。

“许多人热衷于英语的保护和演进：对于科林斯网上英语辞典来说，尽可能把耳朵贴近地面，尽早发现来自大众文化、社会生活、科学技术的新词汇是生存之必需。”科林斯数码业务负责人亚历克斯·布朗解释说。

“平民化”的回归

其实，英语世界第一部大规模的词典《牛津英语词典》历来都有“全民运动”的传统。早在1879年，牛津词典的最初编撰者约翰·穆雷就曾向公众广泛征集英文词汇来编辑成一本大词典，“穆雷征集法”由此得名。他号召天下对语言研究有兴趣的民众自主阅读书籍，把碰到的词汇用词汇卡的形式编写好，寄给主编，编辑队伍再根据收到的词汇卡进行考究和筛选，最终编入字典。它的编纂是不折不扣的全民运动，参与者不乏杀人犯，农妇，主教等身份。在全民的共同参与下，第一版《牛津大词典》于1928年问世。

在穆雷编纂词典的过程中，一位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外科医生威廉·切斯特·麦纳曾为《牛津英语词典》寄出一万多个词条。他是一个古怪的人，与穆雷保持了20年的通信却始终不肯现身造访牛津。直到穆雷亲自登门拜访才发现这个天才编词者的真相，虽然文字造诣很深并且熟读英文名著，但却是一个神经错乱的杀人犯，被关在布劳德默精神病院。这是《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史上最著名的“教授与疯子”的故事。

1999年，《牛津英语词典》编委会再次宣布向英语国家的公众征集新的英文词汇，以编撰最新版的牛津词典。这距穆雷提出类似呼吁的时间过去了近120年。当时美国网上媒体评论说，牛津词典征集新词汇的动议不像是促销的小花招，而是很认真的一项工作。所有提供新词汇的人都必须同时提供这些词汇被公开使用的证据，因而不做一番研究是办不到的。

事实证明，在词典编纂的过程中，规范性是相对的，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绝对的。再者，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走向语言和文化的多元化和平民化，而不是走向单元化和精英化。所以，词典编纂向民间智慧“开放”是一种趋势。正如科林斯在线英语词典网站上说的那样，允许公众通过某种形式参与这个过程，能够推动词语的记录方式民主化和动态化。这才是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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