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热络背后：普通人交流匮乏

“数字化”中非关系的背后

2012年7月19日至2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再次引起全球瞩目。

直到十几年前，多数中国人对中非关系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友谊、援建坦赞铁路和“非洲兄弟帮助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等话题上。1999年，中非贸易额仅为64.8亿美元。

但随后的中非关系，尤其经贸关系，以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急速升温。数据是人们在描述中非关系时最乐于使用的方法论，尤其进入2000年以后，中非贸易额画出的那条耀眼而陡峭的曲线。

2000年中非贸易额为106亿美元，2006年已达555亿美元，到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是惊人的1663亿美元，是10年前的16倍。

中国对非投资也在大幅增长，2001年中国直接对非投资5044万美元，2005年还仅有4亿美元。但2010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已达21亿美元，是2001年的40倍。

2002至2007年，中国对非优惠贷款223.8亿美元，政府拨款18.5亿美元，债务免除13亿美元，占全体中国对外援助的72%。（数据来源：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

在人们对数目增长津津乐道的同时，并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满足于如此“数字化”的成绩。塞内加尔记者阿玛杜·希（Hamadou Sy）在参加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办的“中非报道圆桌论坛”时发言说：“普通的非洲人可不能拿那些数字过日子，它们不能吃也不能喝。”

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在他的讲话中，胡锦涛特别提及，要让发展成果“惠及非洲民众”，并提出要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8万个，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同时为白内障患者提供相关免费治疗，帮助非洲加强保护森林、改善引用水等。对此，《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这对中国来说都是新的努力。”

“中国小伙子”，“非洲姑娘”

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的政策顾问巴迪·布鲁库（Buddy Buruku）将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做了一个有趣的比方。“非洲就像是庭院里的姑娘，”布鲁库说，“中国则像是想要她的小伙子。”

2011年，闪亮的1663亿美元中非贸易额还不能和同年中美贸易的4467亿美元、中欧之间的5672亿美元相比。但从非洲方面而言，中国以惊人的成长速度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中非报道圆桌论坛”上，布鲁库展示了ACET的研究数据，显示在2009年的中非贸易中，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产品，70%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燃料能源，15%为铁矿石、铜矿和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而加工品只占8%；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90%是加工成品。

这种贸易结构可能引发的问题在中非双方间都已引发广泛关注。

2012年7月19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依次问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非洲联盟轮值主席、贝宁总统托马·亚伊和其他中非领导人之后，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发表了致辞。

他首先热情地赞扬东道主，称中国对非洲的承诺“已经通过具体而实实在在的结果得到展现，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发展、债务减免和投资方面”。

随后，祖马话锋一转，表示非洲对中国发展的承诺，已从“原材料、其他产品的供应以及技术转让中”得到展现，但“这种贸易格局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

祖马称，昔日非洲与欧洲的经贸往来经历让非洲“在与其他经济体签约合作时需要谨慎从事”。但他随后补充说，“我们当然相信，中国与欧洲的意图并不相同。”

胡锦涛则在发言中强调要“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更加重视非方优先发展领域的合作，更加重视“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布鲁库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从非洲人的关切出发，也许中国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领域包括：减少小额贸易，比如零售业领域的扩展，不在当地使用中国工人做简单技能的工作，以免让当地人觉得工作岗位受到威胁；尽量控制中国公民使用旅游签证进行非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事，调整与非洲合作的经济结构。

让人几乎无语的问题

所有参加香港大学“中非报道圆桌论坛”的非洲记者和NGO工作人员几乎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中非关系更多地是建立在高层的政府与政府之间，而普通人民、社区、媒体、NGO和反对党之间的联系过于缺乏。此外，交流的匮乏也是所有参会者的“共识”。

南非ETV电视台中国分社社长贝力（John Bailey）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现象：很多在南非做生意的中国人，似乎缺乏融入当地社区的意愿。“也可能是语言问题，但如果当地人走进中国人的商店发现，中国人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讲，只是用手里的计算器按出一个个数字，他们会怎么想？这些人除了赚钱，他们真的尊重我们吗？”

塞内加尔记者阿玛杜·希也曾经试图在当地的一次针对中国社区的抗议示威中采访一些中国人，但让他沮丧的是，他走访了将近20家中国店铺，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讲话。

贝力更加哭笑不得的是，他在北京的外国记者证上，电视台名称“ETV”被翻译成了中文，“南非卫星电视五台”。“也许‘E’是第五个字母？”贝力说。实际上这里“E”是“Empowering”的缩写，意为“赋权”。

莫桑比克最大的私营报纸主编夏拉斯在当地最熟悉的中国人是按摩中心的服务员们。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们对中国有着各种好奇。有人甚至来到他们的报社问道：“为什么中国人不死？”

对于这个让人几乎无语的问题，夏拉斯好一会儿才搞明白。原来，当地人从来看不到中国人的葬礼，移民部门也见不到中国人的死亡记录。他的编辑们怀疑，这在背后可能有利益纠葛：不排除有中国人利用死亡人口的文件和签证“移花接木”，为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洗白”身份。毕竟，莫桑比克的工作签证或长居签证很难获得，在黑市的价格甚至达到1500-3000美元。部分中国人则利用旅游签证入境，从事贸易等活动。

但无论贝力还是夏拉斯，他们都对中非关系的积极进展非常肯定。“中国帮助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技术的转让，都让非洲受益良多——毕竟欧洲的技术太贵了。”贝力说。

夏拉斯则表示，他也要求自己的报纸警惕西方的影响。“为什么人们要不停追问中国贷款和项目的信息，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欧洲国家的项目完全没有质疑？”夏拉斯说，“当然不排除有中国资金缺乏透明的原因，但我也不愿意我的报纸太过被西方的因素影响，甚至受到操控。”

对于中非关系中的很多问题和挑战，布鲁库认为，双方政府都应当承担责任。她举例称有一些中国援建的医院，由于没有考虑到后续医疗资源问题，没有合格的医生可以使用那些设备，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和器材维持运转，医院就变成了没有用的建筑留了下来。

“一些中国人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好的形象，这可能在一开始的确达到了目的，但这并不能长久。”布鲁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