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相同与不同（3）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我们平时看纪录片时其实也能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蒋介石在片子里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对每每要接见外宾很讨嫌，因为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他不愿意被几点几点必须要干什么这种规矩所干扰，因为他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笑声）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很屈辱的事情，讲的就是毛泽东1958年如何在游泳池边训导赫鲁晓夫的故事。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笑声）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笑声）他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笑声）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笑声）

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二人生长的社会环境。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蒋介石生于1887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都是那种既读过几天私塾，也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时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们其实同样都属于比较激进的革命青年。我们讲“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反动头子”，但是他当年却并不反共。我们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讲话，很多讲法都是与共产党人的说法相似的。在那个年代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间，流传得最广的已经是俄国式社会主义了。当时各种倾向的人都想向俄国学习，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面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让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俄式社会主义是基于列宁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在中国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自然是强调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孙中山也看好苏俄，但其思想与共产党就有一定距离。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像马克思他们所讲的那种极端对抗的阶级，他主张三民主义，即强调要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不必用阶级斗争方法，即强行将阶级拉平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1914年以后就跟随孙中山革命了，但我们却发现，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苏联之后，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却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大谈所谓阶级斗争，主张要通过打倒地主、资本家来解决中国贫苦民众受穷的问题。既主张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军阀，又赞同打倒地主、资本家，其言论显然与共产党人非常接近。尽管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共产党人相同，但从蒋的日记看，他在1918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开始前夕，他就已经在关心社会主义问题了，不仅读马列的书，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苏联。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也大致相似。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没错。

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依靠海外那些爱国的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一直到1919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于有“恒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力的手段，通过剥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国的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鸿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利益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