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钓鱼岛博弈，日本只是局外人

8月15日，日本战败第六十七个纪念日，香港保钓船 “启丰二号”成功突破日本舰艇的层层阻挠，持中国国旗、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旗帜，登上中日争议岛屿钓鱼岛。随后保钓船上14名中国人（其中两名是香港记者）全部被捕。从而把一年来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争端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不少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问题。由于主权的排他性，争端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妥协和让步。面对这种无解的局面，各国一般都尽可能的保持克制，维持现状，以待来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为什么1978年中日双方签定中日友好条约，但在一切协议中，均刻意不为钓鱼台主权划下结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访问日本时，面对日本记者提出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归属问题时，他神态自若地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方法。”

中国务实的态度，也促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中期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日关于历史和主权的争端瞬间风波迭起，并于2012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先是日本极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访问时突然抛出“购买”钓鱼岛的怪论，随后竟然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8月初，包括执政民主党众议院议员长尾敬在内的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申请8月19日与东京都一些议会议员和二战逃难中在钓鱼岛海域遇难的部分遗属一起登陆钓鱼岛举行遇难慰灵祭，引发了两岸四地的强烈反应。就是这个背景下，出现了香港“启丰二号”登岛宣示主权一幕。

日本政治精英当然明白主权争端的无解，但何以打破和中国的默契，一定要激化矛盾呢？这自然和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有关。中日建交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微不足道，日本保持全面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信心维持现状，也有信心在未来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日益缩小，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明显加速，时间越来越不在日本一边。至此，日本再无过去所持有的自信心，于是便纷纷采取各种方式——民间、地方政府——强化主权。

其次，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失去”时代以来，其政治精英日益退化，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首相七年七换，由于现任首相野田佳彦此前已经承诺提前大选，所以日本即将出现“七年八相”的罕见局面。日本政治精英的退化和其权力世袭（通过民主的形式获得合法性）、政治集团的封闭有关。但精英退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政治能力和智慧的丧失。

2011年大地震混乱和糟糕的救援就是一例。时任首相菅直人竟由于瞎指挥导致第1核反应堆氢气爆炸而被东京地方检察院刑事立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改变策略，错误甚至愚蠢的升级钓鱼岛冲突就不难理解了。另外正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也才给地方政治人物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会出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可以制造“购买”钓鱼岛风波的原因。

第三，日本误判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认为有机可乘。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更加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内部矛盾也十分的突出。任何一个国家处于这个阶段，自然是不愿意在外交上再生事端。此外，中国的人均GDP虽然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但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潜力依然惊人。为此，美国已把中国做为头号竞争对手，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插手南海争端，支持越南和菲律宾牵制中国。日本此时动手，大有搭顺风车、火中取栗之意。

当然钓鱼岛海域发现丰富的油气储藏，也是令资源短缺的日本失了方寸的原因之一。不过面对中国的强硬和灵活的应对手法，日本显然是打错了如意算盘。2010年在钓鱼岛区域发生中日渔船相撞事件，日本将人带船扣留。但最终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温总理强硬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中断稀土出口、取消旅行团——当然也包括扣留四名擅自闯入中国军事区的日本人，迫使日本无条件放人放船。

而这一次，大陆的钓鱼船没有按计划前行，而是由香港——而且也同样是民间——站在第一线，更是高明的手法。香港做为中国的特区，既代表中国，但也有其特殊性。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有独自决定和行动的权力。香港保钓船的行动，日本无法指责是中国指派，也不能把冲突升级的责任推向中国。但冲突发生之后，日本面对的却又不是香港而是中国。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又完全相同。这一次本来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保钓组织相约一起行动，但大陆无需站在第一线就可达到目的、台湾无力得罪日本的情况下，最终只有香港保钓船出发。不过，香港之例也值得台湾借鉴，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时候，如南海争端，台湾同样也可以发挥类似于香港的作用。毕竟由台湾出面，不仅令美国无法插手，而由于大陆的存在，也没有哪个国家敢对台湾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