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冷 地方官担心日企大规模撤离（4）

依存度难以降低

中日双边经贸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进而牵动近年来中日互换货币、互买国债等金融合作，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深

合则两利。更多中日经济和企业界人士希望，两国能够继续在经贸领域的深入合作。正在进行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即被有关各方寄予重望。

按原计划，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应于11月正式启动。然而，随着钓鱼岛事件的升级，在9月19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示，“‘谈判’势必会受到影响。”此前在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同日，三国还签署了投资协定。

如今，东亚自贸区踯躅不前，谈判恢复或需时日，相关进程远落后于美洲、欧洲的自贸区谈判。而这本应是亚洲制造业网络重构，继续成为全球发动机的关键。中日韩如何引领亚洲各国和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跨国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并不断升级，是亚洲经济和贸易一体化进程中未下完的关键大棋局。对此，中日韩均责无旁贷。

更重要的是，自日本“购岛”事起，中日关系在建交40周年之际降至冰点，中日经贸关系面临重重考验，中日已经形成的经贸深度依存关系会否变化？

津上俊哉近日完成的“日中经贸合作的未来”分析报告，梳理了日中贸易历程，认为中日之间的经贸依存度之深，短期内难以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制造低成本时代，中日扩大贸易，投资“互惠互利”，对双方确实都大有裨益——中国扩大出口，引进外资，日本企业因之更加国际化。

2000年以后，是中国市场时代，日本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市场”扩大出口，中国也因之实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的经济转型。这样的历程，导致双边的产业链条上渗透入骨到各个环节。从贸易商品结构看，十多年来，中日贸易基本沿革了垂直分工型的模式。

相关数据表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日本出口主要是原油、煤炭、稀土等原材料及粮油食品，以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成套设备及其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产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初级产品为中国对日出口主力产品的格局有所转变。这一时期，中国主要从日本进口机械、电气设备、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中日商品贸易结构仍然存有很强的互补性，仍是日本居产业链上游，中国处末端的垂直分工结构。

2000年后，随者中国制造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对日出口机械设备的比重上升。纺织品、食品比重逐步降低，机电产品比重大约占到40%以上。

200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对日本出口金额排在前五位的商品为机电和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食品饮料和烟酒制品、矿产品。其中纺织类产品、食品、矿产品仍然为对日出口的主要产品。

从统计上看，中国从日本进口金额排在前五位的商品为机电和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贱金属及其制品、光学和医疗等仪器设备、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产品、塑料和橡胶及其制品。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已成为中国对日本出口与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第一大类商品。

2004年到2009年，中日经贸依存度达到顶峰。2008年，石原慎太郎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关于东海问题，中日政府也达成了共同开发的共识。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曾连续11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1年，随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不断向中国转移，出口日本的电气设备、汽车零部件、服装及辅料等保持增势。而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产业用机器人(23.720,0.22,0.94%)进口呈现高增长。

此外，另外一个趋势也逐步凸显：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日资企业不断提高在华采购零部件比率，也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一台在中国生产的丰田汽车，其中90%左右的零部件由中国工厂生产，余下的核心部件才由日本原装进口。

经过多年演进，中日双边经贸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导致日本直接对欧美出口减少。1999年，日本直接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为944.4亿美元和507.1亿美元，到了2009年，这两个数字变为511.4亿美元和443.3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制造业供应链中重要的一环。

双边经贸日益增强的黏合度，牵动近年来中日互换货币、互买国债等金融合作，中日双方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深。日本财务省、日本中央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包括短期国债)额度正急速扩大，持有额自2009年起急速增长，2010年超越美英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国。

截至2011年底，中国持有额达史上最高的18万亿日元，较上年增长71%。而在2011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投桃报李”，宣布了购买中国国债的计划。

2011年12月25日野田访华，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双方货币互换协议。今年7月，又有消息称日本将扩大中日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扩大幅度为30亿美元，以加强中日两国货币的直接交易，避免兑换中因美元波动而造成的损失，并增强两国经贸和投资的便利性。

着眼亚太大棋局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取决于中日韩联手打造一个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在这一进程中，彼此的关系将是共存共荣，而非互相取代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经贸学者表示，面对美国推出QE3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冲击以及欧债困局难解，竞争力降低、人口老龄化、经济减速等正成为中日韩共同面对的难题，三国只有在合作中才能寻求突围的路径，其中最关键的是中日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如今，亚洲和中国制造业勃兴的一些因素正在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快速形成的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美国家庭的高负债、欧洲政府的高负债创造的消费需求而形成的，但欧美的“去债务化”已使这种模式无法运转，亚洲国家需要调整自救。

去年以来，欧美提出“再工业化”、重回实体经济的实质，也正在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并在高端制造业上把握全球产业引领权。部分经济界人士认为，亚洲制造业矩阵加速调整已成大势。韩国三星(微博)电子执行顾问李润雨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亚洲制造业转型要打破国家界限，加大在研发、投资及制定标准等方面合作的力度。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以中日为主的东亚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功能性较强的国际分工网络。在此次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这一机制使得中日经济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东亚生产分工网络的推动下，中日经贸结构面临战略调整提速和结构性升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叶胡达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位于一条复杂的生产链的中间部分，这条生产链包含了韩国、日本，同时也包含了东南亚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经验来帮助自身实现部分转型，即开发自有品牌的高科技，将独立创新与工业和市场结合起来。东亚各国之间充满了合作的潜力。”叶胡达说。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取决于中日韩联手打造一个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在这一进程中，彼此的关系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互相取代。

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全球贸易中心正在东移，因为全球经济中心正从大西洋(9.58,-0.05,-0.52%)地区转向太平洋(5.72,-0.11,-1.89%)地区，“既然全球经济中心都放到这儿了，那么全球贸易最活跃的地方也就是太平洋地区了。中国应该在亚太找准自己的位置”。

龙永图指出，最近，的确有些冷战思维在抬头，区域内政治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给经济合作投下了一些阴影。“这是应该避免的，经济就是经济。欧洲共同体能把他们的恩怨解决了，为什么亚洲不能把历史的恩怨甩在后面呢？虽然历史的恩怨单靠经济不能完全解决，但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龙永图说。

亚洲的潜力并不仅仅是几个国家各自发展的简单叠加，还在于泛亚地区整合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亚洲是一幅由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市场组成的“马赛克镶嵌画”，画面的元素包括日本企业的创新优势，中国国企的改制，韩国的家族企业，越南、缅甸、泰国等崛起的制造业，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印度的服务业和技术人才，等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亚洲各国政府部门间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签署政府间协议、建设跨境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更上层楼，亚洲经济圈则表现更强劲。其中，中日两国角色关键。

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2年度报告》指出，亚洲经济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和改变世界经济版图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30%以上，2005年－2010年，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1%。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55%，该地区各经济体加起来几乎占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全球GDP总量的37%和全球出口的30%以上。这样的经济盘子使亚洲竞争潜力不可估量。

中日韩的FTA，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FTA是符合亚洲未来发展大趋势的。为了维持目前重要的双边经贸格局，多位权威人士提醒，中日双方应理性思考未来关系走向。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抵御民粹主义，我想现在这样的趋势中国和欧洲都有。我们经常把外国人当成替罪羊，使自己的做法合理化，这是政治家的把戏，因此我们这些智库、知识界的人士都有责任，不能再继续忍受民粹主义的膨胀。”帕斯卡尔·拉米对《财经》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