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走出去”需要怎样的新思路

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这对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有重要意义。然而，“走出去”是一项高风险和高失败率的投资活动，民企比国企面临的政治壁垒低得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小得多。而上海民营经济比国有企业弱很多，导致产业资本“走出去”相对缓慢。上海制造业“走出去”需要有新的思路。

上海制造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一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任务；二则，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少企业借机　“走出去”“抄底”。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1－11月，中国共对130个国家/地区的359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25.3亿美元。

企业“走出去”俨然成为一股趋势，这必然带动大量跨越国界的货物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等，潜在有助于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四个中心，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物流和要素流汇集于上海而不是分散于其他地点？除了优良的城市硬件（如港口、码头等）和宏观经济软件（如教育、文化和政府服务等），还应该注意到内生微观经济形成即本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作用。

有三个理由支持上海推动本地制造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性。（1）示范和引导物流和要素流汇聚于上海。如果本土企业都走不出去，外地和外国公司的物流和要素流有什么理由借道上海？（2）避免城市经济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可以概括为“传统产业升级难，新兴产业生根艰”，实质是制造业发展停滞，美国汽车城底特律沦为“鬼城”是城市经济产业空心化的典型。上海制造业“走出去”的是子公司，本部在上海，“本部经济”内生化，从而避免产业空心化。（3）促成上海新区位优势。当代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不是生产制造，而是研发和对市场的控制力。四个中心要求上海要在后者形成区位优势。

有必要重述上海制造业“走出去”的立足点。从全国看，“走出去”是为了促进出口，解决过剩产能，引进技术；从上海看，“走出去”是为了实现商品、资本、信息等各要素流动汇聚于本地，服务四个中心建设；对企业，是为了市场份额和长久发展。上海制造业“走出去”需要有新的思路。

过去的经验与教训

近期国内媒体反复报道了一个案例。2004年浙商傅建中投资2.5亿元收购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处林业公司，经过三年苦心经营资产翻番后被俄方以涉嫌违法强行查封并裁决破产。类似对外投资风险的案例很多，很多投资项目甚至血本无归。国际法学家和仲裁专家陶景洲保守估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在60%左右”，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走出去”是高风险和高失败率的投资行为。产业资本“走出去”不难，难在“走进去”（即落地成功经营和运作），并顺利“走回来”，企业若能做到“来去自由”才算真正的跨国企业。

“高风险”指企业达成境外投资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达成后成功整合目标公司并稳定运营的几率低，主要包括：（1）政治风险：双边关系、东道国政局等；（2）当地规制风险：东道国在股权比例、市场准入、国家安全、反垄断、劳工、环保等方面的审查；（3）当地经济风险：东道国经济周期、市场竞争、汇率波动等风险；（4）文化、习俗等差异甚至历史偏见和民族歧视。

风险认识不足在企业的主要表现是：准备不足，极少预评估潜在风险和自身抗风险能力并制定应对方案，缺少企业联盟和长远战略。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风险认识也不足，表现为：没有统筹规划和推进战略，对企业辅助不力，缺少政府间政治经济合作协议，投资的政府色彩浓。近几年中国政府和外交部提高了应对当地紧急政局危机的能力，保障了人身安全，但企业通常不可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应对其他风险的能力有待改进。可见，产业资本“走出去”不难，难在“走进去”（即落地成功经营和运作），并顺利“走回来”，企业若能做到“来去自由”才算真正的跨国企业。

上海制造业“走出去”规模与全国经济高地的身份不相称。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初步统计，2012年上海共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249个，中方投资额29.7亿美元。其中，批发与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分别占据了三分之一和两成，制造业不足15%。在“走出去”问题上，民企比国企面临的政治壁垒低得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小得多。而上海民营经济比国有企业弱很多，产业资本“走出去”相对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