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外交的角色与作为

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一同访问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作为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访，习近平一行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重视。其中，彭丽媛作为国家主席夫人的表现备受关注，不仅在国内好评如潮，还引发了包括《纽约时报》、《德干先驱报》和《联合早报》等外媒的“彭丽媛热”，成为媒体抢先报道的焦点。

“第一夫人”外交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不仅缺乏夫人外交的传统，甚至人们对“第一夫人”外交的提法都存有歧义，“第一夫人”外交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中国首次实施夫人外交的是宋美龄，她在1942年2月首次以“ 第一夫人”身份随同蒋介石的出访印度，用英文对印度人发表演讲，大获成功，尤其是此后在访问美国期间，在国会山发表英文演讲，与社会各界接触，出现了万人争睹的盛况，被誉为“她的价值相当于20个师”。新中国成立后，在向外派驻大使时，一些大使夫人对以夫人身份开展外交想不通，甚至需要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出面做工作才接受。1961年9月，为充分发挥夫人群体对外交的积极作用，中央批准成立夫人外事活动指导小组，在邓颖超、张茜等人领导下，指导和参与夫人外交工作的开展。1963年 4月 12日至 5月 16日，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这也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偕夫人出访，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李先念、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支持和带领下，“第一夫人”外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比以前，此次彭丽媛以主席夫人身份陪同习近平出访，注重与社会各界开展广泛交流和沟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是一个突出的创新和发展，引发了国际舆论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为增进与出访国人民的友谊和提升国家形象，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标志着中国“第一夫人”外交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第一夫人”外交在本质上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是新时期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彭丽媛出访的效果来看，中央将其确定为公共外交的定位是恰当的，也是可行的，符合当今世界公共外交的一般规律。总结世界各国经验，“第一夫人”在公共外交中主要承担三个方面的外交角色。

一是首脑公共外交的“左膀右臂”。

显然，由于各国均没有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她们在外交中发挥什么角色，以及在某种角色上发挥到多大程度，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外交授权，最高领导人往往会根据内外各方面的反映和效果，随之扩大或取消对“第一夫人”的外交授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夫人”的外交权力基础是十分脆弱的，缺乏明确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故而在实践中也难以独立，只能发挥首脑公共外交的“辅助者”和“支持者”的角色。然而，一旦这一角色发挥得当，也能立即对首脑外交起到“如虎添翼”的效果。

作为支持性角色，第一夫人最基本的角色是陪同第一领导人出访，可以通过其女性的魅力与温柔的气质，改善第一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过于强硬的形象，特别是在国家间关系存在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或者两国存在深刻分歧的时候，第一领导人不得不申明必要的外交政策立场，此时“第一夫人”出场，则有助于缓和潜在的紧张局面，为国家间关系起到难得的润滑效果。例如，肯尼迪夫人的优雅与美丽赢得了戴高乐与赫鲁晓夫的好感，她的表现展示出她对对方的理解与尊重。肯尼迪说：“她是我最棒的外交官。”再比如里根夫人南希的俏语和幽默被称为“推动了冷战的结束”。

此外，抛开领导人在军国大事上的关系不论，出于各国所共同遵守的外交礼遇规则，“第一夫人”的出访必定会受到隆重的接待，不仅可在出访期间与被访国“第一夫人”在交往中建立友谊，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与受访国民众的沟通和理解，能够起到“以民促官”的良好效果。作为前者，相对于第一领导人之间的更多涉及国家立场和外交政策的“硬交往”，“第一夫人”们之间强调文化和了解的“软沟通”可以间接影响到她们丈夫之间的关系，为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机遇之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认为，“第一夫人们建立友好关系为各国首脑提供了某种低调的交流方式。”作为后者，“第一夫人”与访问国社会各界的交往，尤其是着眼于人民友好的交往，更能为最高领导人开辟一片广阔的外交空间，起到补台和呼应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