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旗帜：《每周评论》

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陈独秀主编，周刊。自第26期起由胡适接编，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 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政府查禁，共出版37期。

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以及罗素的讲演《我们所能做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文章。

《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在国内文坛有广泛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日益关注国内外时事，对即将召开的关系中国权益的巴黎和会、对涉及国家前途的南北和会尤为关注。这就迫切要求报刊加强时事政治的报道和评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决定另外创办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每周评论》。它和《新青年》相互配合补充，《新青年》“ 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共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1919年8月31 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共出刊37期。前25期由陈独秀负责主编，他和李大利都是主要撰稿人，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但从第26期起，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出走，在胡适接手主持下，它改变了革命的政治方向，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

《每周评论》大力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评述。陈独秀在发刊词中笼统地提出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他著文指斥中国的政治是军阀们的督军团和外国驻华使节的外交团互相勾结压迫人民的“两团政治”。《每周评论》揭露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编练“国防军”，准备进行内战，武力统一中国的新阴谋，并讽之为“家防军”。它还揭露了在上海召开的所谓南北和会上军阀门争权夺利的真面目。但是，创刊初期，陈独秀在文章中又流露出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对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抱着怀疑观望甚至非难的态度。后来，随着巴黎和会的进展，帝国主义侵略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海周评论》逐渐改变了这种错误观点，转而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十月革命。

《每周评论》配合《新青年》，支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斗争。第12号全文刊出林纤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的影射小说《荆生》，加按语指出：它是“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新文学运动。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告顽旧势力：中国觉醒的青年断不怕荆生一类压制思想的“伟丈夫” 的摧残！

《每周评论》不仅政治思想内容丰富，议论精辟，而且在报纸类型上也是一种创新。这张4开4版的小型报纸，栏目新颖多样，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除正张外，有时还抓住重大事件，增出“特别附录” 一张，随报赠送。如《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新潮》杂志评介称赞《每周评论》说：“读它的人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要的事件。” 在《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当时全国各地曾相继出版了一批和它相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报，如湖南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钱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新闻界大力报道评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上空前一致，对推动运动的广泛深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始举行，国内报刊连续进行报道。4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社、北京晨报社等83家新闻单位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呼吁新闻界消除党派歧见，结合群力，以期能做到“外为和会专使之后盾，内作南北代表之指导”。5月2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群情激愤。3日晚上，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学生社团得知北洋政府拟让代表团屈辱签约的消息，连夜召开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大会，《京报》社长、名记者邵飘萍在会上讲演，鼓动学生“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会议议决次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抗议卖国外交。第二天，伟大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5日北京《晨报》突出报道“五四” 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的消息，刊发学生散发的传单、标语和外交委员会会长等向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学生的呈文，并配发社论《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京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全力报道声援。一向保守的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大公报》、北京《益世报》等均作醒目报道，一致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迅速传播了中国人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的呼声。全国报界联合会通令全国报纸拒登日商广告，显示报界一致对外的爱国立场。

在众多的报刊中，《每周评论》对于五四运动的报道，尤其起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著文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要想求得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他还把威尔逊讽称为“威大炮”。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对运动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及时评论，给予支持与引导。运动发生当天出版的第20号一版《国内大事述评》栏，一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一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对于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卖国贼”的阴谋诡计。从5月11日出版的第ZI号起，一连5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导群众斗争。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信誓”，号召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到底。陈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的口号。他以现实的教训为例说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去做，你把他们怎样？”《每周评论》第一次把这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称为“五四运动”，赞扬它是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创举”。它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运动”的精神，即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的“学生牺牲、社会制裁和民族自决” 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中，围绕着如何对待群众爱国运动这一重大问题，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报刊阵容。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报刊，它们为反对和镇压群众运动制造舆论；另一方面是以《每周评论》为首的各种民主报刊结成的无形的反帝反封建的报刊统一战线，它们为运动呐喊助威，进而引导运动深人发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公然诬蔑五四运动“胁迫治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的《公言报》攻击五四运动是“铲伦常，覆孔孟” 的“恶果”。封建顽旧势力中有人主张把“学生事件交付法庭办理”，要学生自首“去遵服判罪”。这类满含杀机的言论，引起了《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强烈反应。《每周评论》出版特别附录专页《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转载选录了《晨报》。《国民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9篇评论，集中批驳法律制裁的谬论，赞扬学生运动，指出学生风潮出于爱国心，光明磊落，青岛事件为全国人民所注目，学生运动得到各方舆论之同情。这些评论还警告反动当局：如果违反公意，滥用法律制裁，必将酿成全国罢市罢工的更激烈的风潮。这种做法，团结了进步舆论，孤立了反动舆论，给五四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为了充分报道五四运动，《每周评论》等报刊还进行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五四运动刚刚开始，北洋政府即接受日本方面严加取缔中国报纸刊登反日文字的照会，由京师警察总监派员检阅监视《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五四”后的十几天中，京师警察厅以违反《出版法》为口实，接连查禁《五七日刊》、《平民周报》、《爱国周刊》等进步报刊。上海租界当局亦先后查禁《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陈独秀、李大到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查禁“妨害治安”的集会出版之经过》、《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报道评论，予以揭露。6月11日，陈独秀园散发传单被捕，北京北河沿箭杆胡同陈的住宅（即《新青年》编辑部）被军警搜查。全国报刊纷纷声援，上海《民国日报》指出：“陈之被捕，益世报之被封，皆北廷最近之文字狱。” 全国各地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外交公开及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