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只能是政府有限主导（3）

首先是缺乏科学性。政府体系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且政府与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又有较强的支配关系，这就导致以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蜕变成为谁官职高谁有话语权。许多地方的城市规划因此严重违反科学规律，带来了重大损失。

其次是造城运动，盲目扩张。政府一家为大，主导城镇化发展，为了自身政绩需要、面子形象需要，摊大饼、搞扩张。突出反映这种粗放式、外延式城镇化增长道路，就是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过快。据遥感影像对比分析，仅2006～2009年，全国84个重点城市主城区建设用地规模就从1 .7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 .9万平方公里。在全国652个城市中，市区面积增加1倍以上的城市有147个。

第三是不计成本，粗放发展。国际上，土地城镇化一般是人口城镇化的1.2倍，我国2000～2010年达到1.8倍。这表明，相比较一定数量人口城镇化，土地利用十分粗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复杂，其中主要原因是政府并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在用行政力量推动城镇化发展时，可以少计、不计城镇化的成本，包括土地成本。

第四是低价征地，与民争利。由于土地收益分配以地方为主，且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有较大的支配自主权，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高价出让。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土地收入1.0375万亿元，拆迁、补助费用为3778亿元；2009年全国土地收入为1 .42万亿元，拆迁、补助费用为5180亿元。也就是说，政府花1块钱，可以获得3块钱。

第五是资源过度集中，中小城市增长乏力等。人口已经达到中等城市的规模，但得不到相应的政策支持。在土地指标利用方面，低等级城镇获取土地指标非常困难。2000-2010年，中国城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建成区面积增长了95.8%，而同期中国县级以上城镇建成区面积仅增长了50.9%。

户籍、土地、等级化管理等问题障碍城镇化进程

《经济参考报》：这些制度和政策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哪些不利影响？

冯奎：正是因为在户籍、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建设、土地利用、等级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向前推进中遇到多方面障碍。

一是户籍方面。过高落户“门槛”排斥农民工。一些地方规定，“主城市落户需要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投资兴办实业3年累计税收10万，或者1年纳税5万以上”；还有一些地方规定劳动人口的落户条件是，居住证持证人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七年、有固定住所、稳定就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依法纳税等。

农民工落户成本负担机制尚未明确。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积分落户政策对本省户籍农民工有特殊照顾，但对外省籍的农民工则没有照顾。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流入地的落户成本较高，到目前这笔成本的分担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

居住登记制度配套措施跟进不足。全国已有近2/3的省份取消了农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户口登记制度统一的背后，配套政策大多没有跟进，养老、医疗、低保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基本没有落实。

二是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服务还有障碍。这方面问题一是入读公办学校难。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拨付的依据是本地户籍，大多数城镇政府预算没有针对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二是择校借读费用高。广东省一些城市规定，达不到积分的农民工子女在就读公办学校时，要交借读费2-3万元。三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较差。

城市对农民工公共卫生服务存在盲点和漏洞。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可及性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疾病防控服务与农民工高流动性构成一对矛盾。农民工缺少职业病防护服务，他们在城中村的环境卫生条件较差。

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总体较低。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2009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只占农民工总数的11.5%、18.9%、24.3%、7.15%。甚至由于社会保险设计和服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出现退保的现象。

三是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大规模建设保障性房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的金融风险，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可持续性差。当前，很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设计一般只针对本地户籍人口，外地务工人员只能慢慢排队。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早期公租房供给少的时候，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后期则要逐渐退出。但目前中国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政府的角色尚未完全明晰。

四是土地管理方面。城镇化过程中人的自由流动与土地要素的不可自由流动(流转)二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关系至今未能理顺。土地管理制度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缘于各种法律制度中有关土地管理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缘于不同历史时期对土地的作用形成了不同的认识；缘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在土地上的反映并不充分。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一个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