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

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

一、从非洲和美国说起

2012年10月份,我有机会去非洲参加了第二届中非智库论坛,随后又去美国考察了美国大选。在埃塞俄比亚,与会的个别非洲学者大谈非洲市民社会、民主转型等问题。会场设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一个度假村,走出会场,就会见到许多生活在底层的贫苦百姓,会场内的民主话题和会场外的民生实态形成鲜明对比,不由得想到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2012年又是许多国家的大选年,年初的俄罗斯、法国与年末的美国、日本很是热闹,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美”,但又不能不让人对民主产生“审美疲劳”。民主转型问题最近在国内也是个研究热点。近一年多来,我在国内密集参加并旁听了一些有关民主转型的学术报告会。现实感受与学术报告的反差促使我这个从事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对流行的民主话题产生一些疑问。民主研究非我专业,但是从外交和国际关系角度思之,或许对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无意义。

二、民主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民主理论研究的重心,一直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民主转型只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事,发达国家就不存在民主转型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学者、媒体、社会组织总是下意识地将西式民主作为唯一参考标杆,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就应该奔着西式民主设定的标准走,才是大道。这种研究价值取向严重误导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为此吞下苦果的国家不少,搬来的“民主”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崩溃之墓志铭上的也不少。

有关民主研究在全世界几乎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当然,民主研究的议程本身就是少数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定制的。民主的评价标准完全由少数国家说了算,比如各类民主评价机器以及受到各类基金资助的在全世界进行巡回演讲的民主宣讲员,这使得民主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科学知识更多只是西方的宣传工具而已,累积的知识泡沫不少。每当西方国家为了私利拟对一个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之前,打出“民主”和“人道”的旗号,宣传工具开动起来肆意给该国贴上专制独裁的标签,这个国家离内战和混乱就不远了。搞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的学者,几乎整天面对着因为干涉被搞乱的国家和地区。任何一个有简单政治学常识的学者,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外来干涉下出现的杀戮冲突和民不聊生,如果还认为这些国家是因为“民主”程度不够,需要不断的“民主”而却不从外来干涉找原因和反思,从道理和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在西式民主评价机器下,你被认为是进步到“民主”国家或者从专制国家班级中“毕业”的唯一前提,就是对其俯首贴耳,放弃自己独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没有尊严,当然这个时候,你马上会换来“国际”舆论的普遍表扬。在国际舆论中,有的国家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当然如果不听话,比如最近几年的俄罗斯,也可能一朝醒来发现自己“被专制”了。各类民主评价机器如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紧箍咒,当你一不听话的时候,掌握评价机器的人就拼命念咒。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民主,往往也下意识地将西方作为民主的完美样板,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将自己划到民主的对立面——非民主——一面去,这导致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自卑情结,总觉得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有次我与一些英语国家学者交流,他们照例念起紧箍咒,谈中国的舆论审查和言论自由问题。当时正巧《穆斯林的无知》小电影激起穆斯林世界的众怒,笔者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有对他者宗教的起码尊重,进行必要的国内舆论审查,不允许这种侮辱他者尊严的东西出来,可能就不会有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打死的恶果。对方无语。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可能都必须严肃地考虑必要的舆论他律和自律问题,否则,不配谈言论自由问题!

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这个紧箍咒,必须从“民主—非民主”、“民主西方与专制非西方”的简单式二元划分和优越与卑微的对立思维中解脱出来,真正在本国国情基础上,思考自己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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