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群众的力量做群众工作

《解放日报》11月17日全文刊登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媒体的联合采访。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接受本地媒体的联合采访，这些年似乎是第一回，这本身就表明上海地方领导开明行政，阳光行政，及接受媒体监督的态度。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访谈中，俞正声不回避矛盾，不诿过，不粉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找出原因，通篇采访，没有我们常见的官话、套话、正确的废话，以及盛气凌人的官气、八股气等，而是一些大实话，大白话，像是同群众拉家常，很入心。

例如，在谈到前段时间引起舆论关注的“钓鱼执法”和“倒楼”这两起事件时，俞正声批评前者将一个在特定范围和特定授权下才能实施的行为用于治理非法营运车辆是错误的，而这又源于有关部门不加限制地使用有奖举报制度，说明“我们的同志”法治观念不强。俞书记在说到“我们”时，是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这是一种谦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后者，他也不客气地批评上海的房地产资质跟中央公布的资质管理比，严格程度不够，另外，就是工程监理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才导致倒楼事件的发生。

俞正声在这篇访谈中，举凡这些年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涉及，并且对所谈到的全部问题，敢于亮明观点。但我认为，访谈最值得人们关注之处，还是他对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强调及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群众，政府政策和措施好坏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能否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的群众路线在一些地方和基层正在被削弱，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在被淡化，这对党的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在整篇访谈中，俞书记用了很大篇幅谈如何做群众工作。这从访谈中的小标题用词可见一斑。

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俞正声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要有制度创新，用他的话说，新时期所有制的多元化，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人们的流动性加快了，怎么样做群众工作，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要求我们党的群众工作要有创新。在这方面，上海进行了一些探索，以危棚简屋的动拆迁为例，俞正声指出，上海实行了两次征询的办法。第一次征询是动拆迁的意愿，必须绝大多数人赞成；第二次征询是动拆迁的规则，也必须绝大部分人签约。两次都必须70%以上，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地区至少3年不得动拆迁。另外，对动拆迁过程中的老上访户，他提出，可以聘请律师介入拆迁案件。

的确，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逐渐多样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稍有处理不慎，很可能演化成群体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负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第一位的责任。但必须承认，目前我们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和机制还不够健全，社会矛盾的处置力度较弱，政府花了很大成本，换来的却可能是公信力的不断下降。这无疑需要政府去创新化解矛盾、做好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对此，俞正声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怎么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做群众的工作。

让律师介入拆迁案件，实际上就是一种让群众教育群众，靠社会力量解决群众之间、群众和政府之间各种纠纷的尝试。政治学上，当两种冲突的利益无法通过协商达到妥协时，就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来裁决。以前政府直接介入群众矛盾的调解，由于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结果并不总很理想，有时反而使问题恶化。但如果让调解主体由行业、部门主导转向社会第三方主导，特别是让律师和专业人士参与调解，由于他们所属地位的中立，并具有法律和专业知识，应该能妥善处理纠纷。就此而言，引入第三方进入信访调解过程，发挥社会力量在信访调解中的积极作用，其实也是在鼓励多元治理和社会自治，应该大力提倡。

另一方面，化解新时期的群众矛盾和纠纷，我觉得也可使用协商民主的方式。正如俞正声所说，新时期的特点要求更多地利用协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协商民主是在参与、讨论和集体反思的过程中，意在强调和尊重各种不同的偏好、利益和观点，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它不仅重视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而且注重参与的过程和可操作性。从这一角度看，协商民主治理机制的存在，其实也有利于合理促进政府作用的发挥，避免政府作用过当，或不作为。因为，在政府和群众的矛盾中，除极少数例外，多数都是由于政府过深地介入某个行业，损害群众的利益所致。像房地产行业，政府卷入的程度就相当深，以致政府的很多房地产决策，不是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是从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出发，从而导致许多拆迁上的矛盾。所以，要解决类似拆迁的问题和矛盾，最后还需要政府回复本位。而协商民主有助于政府的职能回归，因为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和透明性使民众能够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政府，避免其超越责任范围和法律界限。

总之，学会做群众工作，在目前的转型时期，非常重要。希望领导干部都来读读俞正声的这篇访谈，它本身就是教育我们如何做群众工作的一篇绝佳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