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从“储能”到找“主义”（2）

相同的题材对照着读。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书里的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还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从“储能”到寻“大本大源”到找“主义”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首先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书人。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为它献身，一直干到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风尚。

确立“两个根本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其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这与青年时代“读书”，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卖书”，大革命时期“编书”，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经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了，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的用意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到了延安以后才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个晚上同他讨论。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迫切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完成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理论权威的跨越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造。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了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8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读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