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消费不能成腐败掩体

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头等舱……记者日前在北京、河北、江苏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挥金如土，职务消费演变成“不落腰包的腐败”。有官员自曝，地市级副职至少配三辆车，每年职务消费逾百万。

职务消费，本无原罪，它的设计初衷，是为公务人员履行公职的必要消费兜底，可在眼下，职务消费已呈泛滥成灾之势：据了解，早在2007年，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就高达24%，行政成本高居世界首位。

在有些基层地区，职务消费已然处在失控状态：它面广线长、名目繁多，涵括手机话费、差旅费、招待费、公车及燃油费等，而假公济私式腐败，也披着职务消费的“马甲”潜行。“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玩乐全报销”“出去一包票子，回来一把条子”等，就是对职务消费“异化”景象的素描。

职务消费过度膨胀的背后，是权力触角的外伸。不少公务人员借职务消费之名，来发掘“身份附加值”，在肆意挥霍下，职务消费俨然成了藏污纳垢的“无底洞”，迄今为止，在不少地方，职务消费都是笔模糊账，罕有官员能说出确凿数字。

这也意味着，职务消费还是个“暗箱”，游走在治理盲区。在当下，虽说反腐势头正劲，可职务消费仍处在鞭长莫及处。它与腐败的灰色“脐带”，并未被制度剪断。职务消费的模糊特性与监管盲点，难免编织起腐败的掩体；而柔性预算，也很难为权力扎起制度篱笆。

臃肿的职务消费“躯体”，会助长奢侈之风，“当家不知柴米贵”，花起钱来如流水，损害的是行政伦理。与此同时，它还会抬高行政成本，形成“挤出效应”，挤占民生投入的空间，造成财政的畸形倾斜。

事实上，2012年5月，财政部等曾发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令禁止国企负责人超标购买公务车等。这释放了规范职务消费的信号，可因问责欠缺、针对面太窄，其约束力终究有限。

让职务消费“瘦身”，说到底，是要增强对权力的制约。“只花不拿，纪律不查”式的管束漏洞与治理懈怠，显然太过粗放——若无对腐败起码的制度警惕，若没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决断意识，又怎能抑制公务人员的寻租冲动？

在当下，某些地方正推进诸如“包干制”之类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它指向的“遏制职务消费奢侈化”，不乏合理性。

但这类改革，应依附在治本式制度框架上：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消费，将职务消费晾晒在阳光下，接受舆论监督；对职务消费主体、范围等明晰界定，避免它成为“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构筑缜密的现代预算制度，让每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而不是被“黑洞”吞噬。没有制度笼子，一切只能是隔靴挠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