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治天之下财者莫如法

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富争议的。秉承中立客观之立场，王安石改革取得了相当之成效，但同时有相当的缺陷，因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必然无法摆脱失败之命运。仅仅从财政视角来审视王安石改革，具有管中窥豹之效果。

王安石财政政策的思想基础

“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标——富国强兵是他继承法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在嘉佑四年所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及的“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实际上就在指明，因为国不富兵不强而导致了许多严重后果，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主张。王安石还主张加强政府权力、抑制豪强兼并。在著名的《兼并诗》中，他认为，古代国家的财政经济措施，都是“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兼回”。他主张把豪强所具有的操纵物价、垄断居奇等权利一并收夺，归北宋政府所掌握。

在为新法辩护时，他以儒者自居，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指出：“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举先王之政，以兴除利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任人，不为拒谏。”他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显然，不同于传统儒学的重义轻利，王安石主张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批判式继承和发展。总之，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在总体上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学派。

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

首先，王安石实行青苗法，实际上是以贷款为名，征收一笔新税。宋太宗和宋真宗时和买绢帛，预支钱币，还可能对贫民下户有某种好处，而青苗法的真正意图却在于收利息。如在河北，“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青苗钱每年利息为40%~60%，后改为年利息20%，由于官吏、保正、保长们的作弊勒索，农民的实际负担肯定要高于规定的年利。因为青苗法本意是防止农民收到放高利贷者们的盘剥，但实际操作中却变成强制性摊派。

其次，王安石以青苗法取代常平法、惠民仓，实质上是以政府高利贷取代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这虽然使朝廷获得一部分财政收入，然而，它使封建政府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难以济困助贫。加之，以高利贷剥夺城乡富户的经济利益，亦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尤其是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最后，王安石的富国主张本无可厚非，但是，他的重开源轻节流的理财思想是有所欠缺的。毕竟，造成北宋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冗之患，亦即财政支出不当。在这种状况下无视冗费的大量存在与支出的不断膨胀，而寄希望于从民间多敛取钱财，只会进一步加重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导致经济衰落，财源枯竭。增加财政收入与富国强兵，最终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可见，开源节流尽管是老调，却是理财的不二法门。一味强调开源，显然是忽视了当时宋朝的实际社会背景。

王安石财政政策的启示

首先，关于政府职能。王安石的财政思想里有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合理因素，但是他生活在一个皇权社会里，他的服务对象是皇帝。他的财政思想的主要归宿还是增加王朝的财政收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他的理财思想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其功效也不可能完全显现出来。现今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应当树立“公共财政”的思想。

其次，关于财政收入来源。王安石把“管桑之术”那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官营禁榷等方式来拯救当时财政困窘的理论，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他错误地认为国家是公正无私、完全代表百姓利益的机构，因此国家实行轻重之术不会造成与民争利的后果，致使他急功近利地走向了“取天下之财”的道路上，他的变法无可避免地具有了明显的敛财色彩，极大地窒息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因此，新法不但没有解决社会总体的危机，相反还加剧了社会矛盾，以致民怨沸腾。国家通过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流通来聚敛财富，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增加财政收入的最终出路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因此，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国家财政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需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并有步骤、有计划地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家财政培养更多的“源泉”。

最后，关于财政制度和技术问题。新法推行政府与民间交易，但却不依商业体制进行，仍是传统的专制办法。同时，商业法规要健全，私人财产权获得法律保障，以便重重相因，造成社会物资、服务全面流通，账目能彼此核对。这无疑提示我们，要重视加强财政制度建设，为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保险、金融、预算、税收、社会保障等法律制度建设的完善程度决定着市场经济运行的好坏，进而决定着财政税收大规模商业化的效果，应该高度重视。治天之下财者莫如法。财政领域需要法治化，才能真正富国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