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的三个层次

上世纪初，作为清华园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了著名的治学“三境界”，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治学境界而言，王先生此论确为至见，且广为流传。不过，若谈及具体的“治学”体会，比如，从“言说”的层面而谈——因为“学术”总是有所“言说”，以笔者浅见，大致也有三个层次，姑且称之为治学三过程，即“说别人的”，“替别人说”和“说自己的”。

说别人的。“说别人的”大致为为学的入门阶段。由于学者此时主要处于学术的积累阶段，故其所学、所思多为前人之言，大抵属“鹦鹉学舌”的阶段。虽则亦偶尔有自以为新奇、过人之思，而事实上早已为“他人”（前人）所说，只是限于自己的视野未能知晓而已。此种状况若表现于文章中，则多以“引用”他人之言为主：如孔子如何说，孟子如何说、曾子如何说，通篇下来，似乎没有自己的主见。若论及“说别人的”之效用，则无非在于将“他人之言”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成为“体系”而已。客观地讲，初学者，能理清学术线索，做到心中有数，已属不易；并且“说别人的”，至少有利于学术积累。更何况，即使天才也是从模仿别人开始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学者终生仅仅停留于此，则无异于“宣传器”或“复读机”，了无趣味。

替别人说。“替别人说”当然有“非学术”上的因素，由于受制于诸如环境乃至其他外在因素，不得不“替人说话”。不过，笔者所谓的“替别人说”，主要定位于学术立场。当“初学者”在经历“说别人”的之后，经过鉴别、斟酌，逐渐被他人的理论所吸引、俘获，进而“进入”他人的理论体系之内，于是自然而然地站在“某一家立场”且为之“言”。此非但对一般的学者而言如此，即便历史上的大师亦有此经历。如孟子替孔子“言”，陆九渊、王阳明替孟子“言”；又如庄子替老子“言”，王弼、郭象替庄子“言”。中哲如此，西人亦如是，如柏拉图替苏格拉底“言”，亚里士多德替柏拉图“言”——虽然亚里士多德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言。当然，上述大师“替他人言说”自然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替他人说”，因为“大师”是借“他人口”言说自己的，而一般的学者多停留在对某家学问的解释上——甚至这种解释（“替别人说”）都未必准确。自然，“替别人说”，有利于学术传承，有利于人们对某一学派的深入理解和弘扬。但假若终生“拜服于”某一家言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则势必局限了学者的视野。因为“替别人说”至多只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能手”，而不可能将学术有所推进，罔谈大师?

说自己的。由“替别人说”取代“说别人的”，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学者由“学术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转变，但无论“说别人的”还是“替别人说”大多表明学者仍缺乏自己的“原创性”——当然有创见的大师即便在“替别人说”时仍不失创造性。然而，当下这样的人委实不多。

“说自己的”是指学者能原创性地发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而非简单地重复、复述他人。“说自己的”乃学者学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亦是学者人格独立的重要体现。它一方面要求学者有丰厚的学术积累、缜密而敏锐的思维和非凡的创造力——只有在丰厚的学养基础上反复历练，并将其所学融会贯通，最终将“外在知识”化为“内在体悟”，且创造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简言之，“说自己的”意味着学问或知识乃是“从内向外的自然迸发和流淌”，是一种融摄经验、学识和人格复合物，且这种复合是有机的、圆融的，犹如华严宗所谓的“圆融无碍”的境界——此为学问的境界。另一方面“说自己的”还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独立的人格。学术层面上“说自己的”固然已非易事，回顾人类思想发展史、学术发展史，真正能“说自己的”的天才何其少矣！而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说自己的”则更寥若星辰了——因为有时“说自己的”并非纯粹的学术争鸣，更多地它还涉及对权威、权势和习惯势力的挑战。因此，即便有些天才有“说自己的”天赋和才能，但却没有敢于“说自己的”胆量和气魄，而终于或沉默不言，或竟违心地转向“替别人说”的立场。在现代学人中，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鲁迅等可谓“说自己的”的典范，他们体现出来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亦往矣”的“孤往”精神感动着后世学者，他们的学养和风骨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此为人格的境界。

叶秀山先生曾有“自由的学问和学问的自由”之精辟论述，可谓为笔者“说自己的”浅见做了最好的注解：“自由的学问”可看作学问的境界——在学理上圆融无碍；“学问的自由”可谓人格的境界——做学问须坚持自己的独立、自由的立场。当然，在普遍缺乏“冷板凳精神”的当下，“说自己的”，何其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