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挫奢靡之风的启示

　中秋小长假接近尾声，媒体开始盘点假期消费情况。昨日（9月20日）“中国之声”报道，与去年中秋十一双节期间餐饮业的红火相比，今年中秋“各地高档餐厅中秋宴冷清，预定单数明显不如往年”。

记者走访了济南、长春、武汉等城市的多家高档餐厅调查。有的“商务宴请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0%”、有的“套餐价格下降了30%”、有的“中秋节当晚的餐位预订勉强达到三四成”，更有的高档酒店干脆歇业。因为调查涉及到了中东西部多个城市，因此结论可以说是有普遍性的。

自“八项规定”和舌尖浪费的禁令出台后，但逢节日假期，媒体总要盘点餐饮业情况以确证禁令的效果。除整体性的调查外，此类报道还常常聚焦某一符号化的商品，用其销售曲线来描摹禁奢令的影响——茅台“腰斩”、龙井“跳水”，都是例子。这篇报道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在指出高档餐厅中秋宴遇冷之后，同时拿出了大众餐饮做对比：“其实中、低档的餐馆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越来越火”。

高档餐饮遇冷、普通饭馆火爆，这意味着二者各有各的金主。花自己钱的人恐怕少有浪费之举，禁令出台，固是一种警醒，禁令不出台，日子也一样量入为出。只有花公家钱的人、花纳税人钱的人才有奢侈之虞，他们集体制造了舌尖上的腐败、供养了高档餐饮的产业链、造成了高端消费品畸尊畸贵的地位，并使求大竞奢的酒桌消费成为一种官场文化。即便有至上而下的整风，这种消费惯性也是如此难以遏制和整肃，试看那些将集中消费改为分散消费、公开消费变为隐蔽消费、外部消费转入内部餐厅的对策，就知疾非腠理、已是沉疴。

所以狠刹奢侈浪费，说到底就是管住当官的嘴。虽然遏制舌尖浪费的号召一出，民间响应热烈，也由此让这次整风有了社会运动的性质，但说到底，它并不是一场“新生活运动”。它的敌人，与其说是“浪费”，不如说是“腐败”；它要整顿的对象，与其泛泛的说是所有的奢侈浪费行为，不如说是泛滥的三公消费。在号召之外，它隐含着一些更刚性的约束：严控三公经费、严格监管地方政府的预算决算、严厉打击个人或群体腐败行为。而这样的约束能否达成，将决定它的实效和长效。

毋庸讳言，中国社会一向是个以官场为核心的社会。这个现实至少意味着两点，其一，管住官，就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也是成功的社会治理的抓手；其二，官风引导民俗、公权影响私德，要有崇德尚礼的社会环境，必先有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这两条已经成为了理论的“筐”，很多当下遇到的社会问题都能“装”进去、都可以由此获得解释。

比如奢侈浪费问题。正如报道中描述，“晚上要是在北京市转一转，那些小胡同、小摊位，满满的，老百姓喝酒，很舒服。”即便没有节俭的号召，那些楼堂馆所，那些奢华宴请，也与他们的生活瓜葛不大。紧紧盯着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人，才能真正禁绝奢靡浪费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