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后

毛泽东期待着与尼克松的直接对话

早在1967年1月，尼克松在为《外交季刊》所写的文章中，就提到要与中国建立关系。不久，他又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访问法国，在和戴高乐总统谈到中国时，他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不久，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高层传递信息。他对叶海亚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他告诉齐奥塞斯库，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真诚地向齐奥塞斯库表示：“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授意下，给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拍去电报，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努力去接触中国外交官。12月3日，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这天晚上，几乎所有驻波兰的东西方外交官都来观看展览。

在人头攒动的展览厅里，斯托塞尔终于发现两位中国人，他们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斯托塞尔径直朝他俩走去。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在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指示之前，对于这位“美帝”大使，避之都唯恐不及，哪敢与他有丝毫的接触。所以，当他们看见斯托塞尔朝自己走来时，便匆匆走出大厅。可是，斯托塞尔还是穷追不舍，并且边追边用波兰话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批准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卿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几个小时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说法，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而且，麦克洛斯基在讲话中反复说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来到基辛格办公室，疑惑地问道：“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听后笑着回答：“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尼克松的试探性信息发出已经多时了，可是，大洋彼岸仍是那么的平静，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9月27日，尼克松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在谈到中国在世界的作用，以及他为此所作的努力时，他悲观地估计自己的试探性的信息，在5至10年内都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还对女儿特里西娅和未婚女婿考克斯说：“你们将来度蜜月，我希望你们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时隔不久，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国宴上，又以羡慕的口吻说，罗马尼亚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罕见的。美国现任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尼克松也坦率地将之称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多勃雷宁又感到疑惑不安，回到使馆后，立即给基辛格打来电话，要求对此用语作出解释。基辛格在电话中俏皮地说，这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尼克松所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1970年12月9日，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给他传递来信息：“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次年6月2日，巴基斯坦又传来令他振奋的信息：“在研究了尼克松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的军用机场登机，秘密访问中国，尽管他乔装打扮，还是被英国《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贝格所认识，并侦知基辛格此行目的地是中国。他立即向报社发去一条急电，企图最先向世界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可是，电讯稿传到伦敦时，却被值班编辑插在废稿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