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实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我认为，对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研究：

从政治上看，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党内重大问题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起初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长征中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对此应当肯定。但是，由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其错误指导也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错误论断。“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解放出来，认识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标志着党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走向成熟。

从组织上看，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长征中，谁的意见正确、谁的主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谁的智慧能够带领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走出危局，大家就自觉赞成谁的主张，谁就能够起到核心作用。从长征开始，能够符合上述条件的中央领导成员非毛泽东莫属。毋庸讳言，遵义会议，在组织形式上毛泽东并没有担任中央总书记、或者在中央“负总责”。但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由于他总结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为中央领导集体所公认，特别是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长征中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经被遵义会议所接受、被中共中央所肯定，因此毛泽东在中央已经处于核心地位。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进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标志着遵义会议关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最后完成，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曾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行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邓力群：《介绍和问答——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