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平：守护人民政党的生命线（2）

为什么能办到？

斯诺去陕北寻找答案。“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就是在那里，朱德写下真挚的悼文：“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1973年，得知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没下过透雨，数十万人缺水，数百万人缺粮，病中的周恩来在报告上连续写下9个“不够”和3个感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1958年，在重庆綦江，轻车简从的邓小平临行前从车窗伸出头来，叮嘱年轻的区长：“小王，不要忘记农民，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路线。面对群众，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应有任何特权，为人民谋幸福从来都是党的立身之本和力量源泉。正如学者所分析，其他政党之所以没有完成“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原因正在于“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因而才能穿越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行程，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循着群众路线的脉络，我们党所展现出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西方人眼中磁石般的“东方魔力”，是暗夜中照亮征程的“兴国之光”，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接续梦想的动力之源。

（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党的群众路线必将面临严峻考验。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尤其如此。

战争环境下，党的生存直接取决于群众对党的态度。执政之后，政治地位的改变，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握和支配，使党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群众生活能否改善、生产能否顺利发展，都反过来依赖于党的路线政策，依赖于党的各级机关的工作态度，依赖于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这种依存关系的转变，往往成为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当党政干部执掌了大量公共权力而又缺少相应的制约，“官僚主义”的坏风气便可能冒头甚至蔓延。党注意作风建设时，领导干部会自觉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而当党风不正时，“突出官权、泯灭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以官为本，唯官是从，官民严重对立”的官本位思想就会像病菌一样四处流布，党的生活变得随意化、庸俗化，党内自由主义与好人主义盛行，一些党员甚至挡不住诱惑、守不住底线，掌握大权的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孪生兄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颠倒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对上唯唯诺诺，时时盯着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甚至不惜通过弄虚作假、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来换取所谓“政绩”；对基层群众的感受却不敏感、不关注乃至不在乎。对上“看天气”，对下“耍霸气”，办公室里“找灵气”，却唯独不到群众中“接地气”。要让他们为了群众利益去坚持原则得罪人、动自己的奶酪，更是连门都没有。

权力对于执政者的侵蚀是致命的。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很容易变得模糊，“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坐江山”却可能有“家天下”的错觉。面对从手中汩汩流过的财富和资源，主观的自觉与客观的监督只要有丝毫松动，要抵御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诱惑，就变得难上加难。

不是没有前车之鉴。最令人震撼的蜕变，发生在曾令帝国主义闻风丧胆的社会主义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粮食危机时期，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却因吃不饱饭，昏倒在会场。列宁不得不倡议设立“疗养食堂”，强迫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为人民吃饭”。到赫鲁晓夫时期，这些疗养食堂已变身为遍布各加盟共和国的“小白桦”商店，为近百万特权阶层专供各种稀缺和进口产品。“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叶利钦回忆，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名清洁女工，还有1名花匠，“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到今天，有着74年历史的苏联，已经解体22年。20多年来，对于苏共亡党亡国的反思，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停止。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住了经得起，我们就能涉险过关，实现长治久安。防不住经不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所带来的不仅是“载舟覆舟”的千古警思，更有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

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

（五）理想信念的动摇，是脱离群众的根源。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障碍，比任何经典著作的描述更为复杂。

“打江山”、“闹革命”的老一辈，许多来自备受压迫的社会底层，还有不少则是大户人家的“叛逆”。他们对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挚，对群众的疾苦了如指掌，与平民大众“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来到河北农村做调研，一屁股就坐在农民家的门槛上。这一坐，坐来的是农民张二廷掏心窝的话。那之后，愿听真话的周恩来信守承诺，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彭德怀回乡搞调查，晚上座谈，干部说粮食产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电就往稻田里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个眼见为实。

如今，老一代的风范已成记忆。不少在相对优越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对党与群众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强调“精英治国”、“专家治国”，忘记了群众这个根本。更有众多“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对基层情况不甚了了。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把百姓视为管理学上的对象，对群众感情不深、关切不够；或者缺少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不想下基层去”的畏惧与“想下基层下不去”的尴尬并存；更有甚者，将“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钱权，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把“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干群之间的距离被愈拉愈远。

“脱离群众”，有主观努力的不足，也有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困难。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竞争、流动、分化的趋势。打破单位、地域、城乡、所有制的界限，“流动中国”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增添了社会活力，也让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更加广泛。

同样是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农村孩子希望进城分享名师名校优质教育，城里家长担心稀释教育资源加剧升学竞争。同样是小商小贩沿街叫卖，有人认为便利了生活，有人认为搅扰了秩序，有人觉得有碍市容应该惩处，有人觉得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同样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骑车者为自行车争路权，开车者为车位鼓与呼，家境宽裕者反对限行摇号，低收入者认为征收拥堵费是以钱划线歧视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