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毛鲁之心，何以相通

“现代中国的圣人”

鲁迅是毛泽东最为心仪的现代中国文学家和思想家，罕见地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1936年10月，鲁迅辞世时，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评价即已达到很高的高度。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提出：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出版鲁迅全集等等。

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和推崇，与中国共产党同鲁迅的特殊关系有关。张闻天、陈云、瞿秋白这些党的领导人，和鲁迅都有过不浅的接触和了解；像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这些党内著名文化人的经历，都和鲁迅有着深切的关联。1937年以后，随着一批文化人从国统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到鲁迅的思想、性格和在国统区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高扬中国革命文化大旗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就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圣人”。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这个评价，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不仅没有改，还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在这里，作为“圣人”的鲁迅，从“第一等”，升为了“第一个”；不只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而是“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自称“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对鲁迅评价之高，在古今文化人当中，无出其右。

毛泽东称鲁迅为“圣人”，源于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没有谋过面，但两人都非常明确地表达过对对方的真挚好感。鲁迅生前在文章中公开表示要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宣称自己“即使怎样不行”，被“毛泽东们”“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他给毛泽东发电报，还捎带火腿等等。如此立场感情，无疑使毛泽东感动不已。这就可以理解，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他为什么会称鲁迅是“圣人”，称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鲁迅说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年代，毛泽东和鲁迅都是战士。一个侧重于武器的批判，一个侧重于批判的武器，战斗精神和理想目标颇为相似，而且都收获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奇效，从而使他们在心灵上互相感应，视为同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最早提出毛泽东和鲁迅有思想默契的，是周恩来。他在1945年说，“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毛泽东自己的表达，则更为感性。1949年访问苏联时，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这里说的是鲁迅和“我们”，到1966年7月给江青的那封信中，则换成了鲁迅和“我”。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读点鲁迅”

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很感兴趣，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毛泽东还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经营文化书社，亲自选进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来卖。大概从这时起，他对鲁迅的作品有了较多的印象。1932年底，冯雪峰从上海到瑞金,鲁迅成为他们见面交谈的重要话题。鲁迅1936年10月逝世前，曾托冯雪峰将自己编校的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转送在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同时收到的，还有鲁迅开列书目让人去选购的一批书，其中就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初到延安，毛泽东在一所中学图书馆发现有不少鲁迅的书，不断派人去借来阅读。

从1937年10月发表《论鲁迅》演讲开始，毛泽东就频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鲁迅作品了。《论鲁迅》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其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发表的；还有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萧军的一封“痛斥变节者”的信，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当时还没有收进鲁迅的集子，毛泽东也引用了。1938年1月12日，他在写给艾思奇的信中说到：“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鲁迅全集》此时还未编辑出版，毛泽东尚不知道，但阅读鲁迅作品之急迫，却极为真诚。

第一版《鲁迅全集》，是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出版的，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编号发行并注明是非卖品的“纪念本”，赠给延安两套，毛泽东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号。收到《鲁迅全集》后，毛泽东读鲁迅著作，便成为常态了。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3卷《鲁迅全集》。1942年７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这套《鲁迅全集》，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访问苏联，他带去不少鲁迅作品，阅读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他回答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系鲁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1975年底又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读点鲁迅”，是毛泽东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阅读的唯一中国人，从句式到用意，几乎和“读点马列”这样的说法差不多。

毛泽东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第一种是前面说的1938年8月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他在这套书上作了不少圈画和批注，凡书里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第二种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这套书只收鲁迅著作，未收译文和整理的古籍。第三种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线装本，他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许多册的封面上画有红圈，其中一册的封面上写着“1975·8再阅”。

毛泽东逝世时，床头书桌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书里夹着一封没有封皮的信，是女儿李敏1975年4月15日写的，上面说：“爸爸：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你谈读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在毛泽东的藏书中，还有一套1972年9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这套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因一些手稿字迹太小，毛泽东就用放大镜看，并留下不少圈画。

毛鲁之心，何以相通

毛泽东读鲁迅的书，共鸣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样“相通”，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鸣。

这里说的文化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作为运动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传统的旧文化，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生代”，毛泽东在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理论成果，原本的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旗手”、“主将”、“代表”、“方向”这样的用词，反映了鲁迅在文化革命领域的地位和价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