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的文化山河（2）

气候的温度，或多或少也变成了历史的温度。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著）上找到一幅气温变化曲线图，据注释，此图采自于《中国文化地理》（王会昌著）。这幅曲线图把气温和朝代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一次次无奈迁徙，一次次草衰风狂，一次次生态战争，一次次荒野开拓，一次次炊烟新起……我对着这幅曲线图，看了很久很久。

我相信，不管说大说小，生态原因都是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从最小的角度看，那一些著名战争的胜败，其实都与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将士多寡、君主贤愚、帷幄谋略关系不大。根据传说资料，黄帝能够战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存基座，因此也给了我们文化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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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严实实的封闭结构中，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400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黄河，我几乎从源头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现在的入海口是山东东营，以前的入海口变化很多，本想一一寻访故河道遗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黄河流域，我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并应邀担任了“黄帝国际学术论坛”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