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平：长征原因分析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对于中央红军进行长征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共（主要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传统的党史“过份夸大了”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所犯的 “左”倾错误。学术探讨，贵在创新，但是创新不能脱离开基本的历史事实，对历史不能作主观臆断式的解读。导致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中央红军长征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客观地思考红军长征的原因，必须放宽视野、多视角考察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

首先，国民党的“围剿”对革命根据地造成巨大消耗。中原大战后，随着国民党内部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得以集中精力解决红军问题，连续的“围剿”即显示出其坚决的反革命态度。尽管军事行动接连受挫，却丝毫没有改变他“围剿”红军的军事政治战略，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背景下，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仅采用持久作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还大量增加“围剿”军队的人数。国民党凭借在军事、经济上的优势资源所进行的持续“围剿”战争，对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消耗。

其次，革命根据地遭遇军事政治的战略困境。在国民党军队连续进攻与持久包围之下，根据地军队的补给日益困难。红军的运动战术在蒋介石新战略实施后越来越失去空间，要保卫中央苏区只能在内线作战，采用阵地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红军虽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但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并没有解除反而有所加重。同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与“左”倾路线的现实危害不容忽视。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在组织上，实行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左”倾错误领导导致了根据地空前的政治危机，也加重了根据地的军事危机。

再次，革命根据地面临经济财政困难。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能够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进行反“围剿”战争胜利提供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物质条件。但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使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不能正常进行；同时，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与交通控制，对接近根据地的地区实施贸易禁运等，则使根据地经济财政的补给日益困难。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包围圈在日益缩小，苏区面积也在日益减少，战争资源日益萎缩，而根据地大规模持续的扩大红军运动更加剧了危机。这种情况因为“左”倾路线的领导变得愈加严重。在军事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左”倾路线执行者却在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造成了严重后果。

最后，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略也影响着红军战略的调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控制了东北三省，随后把侵略中国的矛头由东北伸向华北，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蚕食华北。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北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南方，根据地军民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当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共产党立即旗帜鲜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党初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决定派遣抗日先遣队突出重围、北上寻找与日军直接作战的机会。党的鲜明抗日主张与积极抗日行动，决定了红军的军事政治战略必须适时作出重大调整。

在分析红军长征背景、探讨红军长征原因时，我们既要深刻认识近代中国革命的严峻复杂形势，也要充分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时间尚短、革命经验还不丰富的现实。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挫折甚至出现错误在所难免，经历曲折甚至付出牺牲不足为奇。但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说成是中共 （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政策选择是有违事实的。历史真相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复杂历史背景下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放宽视野考察，“革命与动员模式”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模式。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立要进行社会革命，并在二大上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近代中国所有革命力量中是独树一帜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无论发生怎样的曲折乃至挫折，党牢牢抓住这两对主要矛盾，始终没有动摇与改变进行社会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犹豫与停止反帝反封建的行动。在近代中国广泛的革命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开展了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最终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与动员模式”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因为 “左”倾错误的领导，这种模式的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作用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即使如此，它与红军长征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是不是“过份夸大了”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我们从革命根据地爆发的全面危机中不难看出“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列宁认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随意摭拾一些例子，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与“左”倾错误领导人混为一谈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