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服务需秉持社会治理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命题，同时要求“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政府购买服务既是政府部门花钱买服务、创新促改革的行为，又是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用钱做服务、聚力谋民生的行为，更是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协同筹资源、共创社会福祉的多方主体行为。运用社会治理理念谋划系统的政府购买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有效的社会治理，对于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其一，探索建立委托代理的操作模式。一是建立购买服务的需求瞄准机制，把“菜单”预定好。依托政府采购法与预算管理制度，聚焦基本公共服务，以建立健全购买服务目录为核心，做好需求调查、主题凝练和目录编制。在操作上，既要把握党委政府工作重心、部门工作重点和年度预算，又要重视社区调查、群众走访和社会组织等意见建议搜集工作；既要根据财力确定购买科目和范围，又要坚持救灾济贫扶老助幼优先；既要做实相关部门预算，又要鼓励以人群为线索打包设计项目；既要落实简政放权，又要限定执法主体。二是建立购买服务的过程管理机制，把“契约”履行好。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既包括具有“要约”性质的规范文件、招标公告、项目指南和服务标准，也包括具有“承诺”性质的竞标标书、项目方案、组织章程和服务承诺。在操作上，服务项目的申请、评审、立项、招标、订约、实施等一系列环节都应建章立制并按章行事。此外，还要加强竞争性集中采购、加强量化约束、加强社会参与。三是建立购买服务的资源传输机制，把“正能量”发挥好。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获得的资源，既涉及财政资金划拨，又可能涉及项目补贴、服务券支付、活动场地与设施提供等公共资源扶持，还可能涉及基金会资助、企业捐助、机构配套自筹等社会资源筹措，甚至也有境外资助的可能，需要综合利用好各类资源，确保效益最大化输出。在操作上，建议推行分类管理、价格管理、时序管理、质量管理、成果示范等，营造政府购买服务“花小钱办大事”的正面舆论。

其二，探索建立互容共生的发展格局。一是重视建立培育机制。通过完善管理体制、适当放宽准入条件和简化登记程序等措施，鼓励有志之士创办社会组织，壮大一线社会服务力量。采取财政资助、落实税收优惠、提供办公场所等孵化培育方式，支持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发展潜力的民办服务机构发展，鼓励大学生就业创业。引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管理服务队伍建设，提升资源整合、项目管理和服务水平，增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二是重视建立合作机制。坚持包容发展立场和善治立场，既给社会组织一定资源，又给社会组织相对空间。一方面，加快社会组织领域立法的修订和制定，立足简政放权、行业协会商会脱钩等具体行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机制，尊重和鼓励社会组织自行开展方案设计、项目实施、人员自律和案主自决，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服务的主力作用、志愿服务的引领作用、公益慈善和社区团结的骨干作用，推动民办社工机构等组织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专业督导和能力建设，引导素质良好的社会组织承担示范推广、人才培养、服务评估等延伸职能，搭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政策研究、试点、倡导与信息共享的平台，畅通社会组织提供合理化、建设性意见建议的渠道。三是跟进建立淘汰机制。在积极构建购买服务法律监督、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组织自律为一体的监管体系过程中，对操守不端的社会组织，可通过年检公示、等级评估、信用积分、末位淘汰、“黑名单”等方式，对其进行警示、帮教和惩戒；情节严重的，不再允其及主要发起人参与购买服务项目，并依法处罚。

其三，探索建立中国风格的价值追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领域的重要主体，其演进和发展与所在国家人文传统、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因此，借鉴和引进国外相关治理理论、理念、制度和方法，需要我们认真把握中国本土的国情社情民情及人文背景、价值追求，使我们的社会组织建设、社会治理走上正道。当前，在正确对待不同利益主体多元价值、多元文化基础上，亟须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建立起知行统一、体现特色、业内人员认可的社会组织领域伦理规则与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以物役人”向“以文化人”的转变和凝聚。其中，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那就是在中国设立和发展社会组织，价值目标是为了增进社会福祉、服务人民群众、实现社会大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追求正是我们党和政府奋斗多年的动力所在，也正是政府购买服务的终极价值和社会治理的核心追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