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取苏共教训 扫除“四风”之害

屈指算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苏联共产党亡党已经23年了。这23年里，无论是理论界、学术界还是政治界，都对苏共蜕变和苏联垮台的原因做了种种分析。读罢李慎明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我认为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尽管苏联剧变原因种种，但起主导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本身的蜕化变质。它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分析苏共亡党的精品力作，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始终运用辩证法的思维透过现象看本质，始终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蜕化变质掘坟墓。该书绪论明确指出，尽管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原因种种，但主要的，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的因素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本身的蜕化变质，特别着重揭示了苏联亡党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所谓的“斯大林模式”，而在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最终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他们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党的领导。赫鲁晓夫最为典型，1939年3月，他在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2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把斯大林恭维了32次。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同样大肆吹捧斯大林。1954年他还下令刊登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歌功颂德的社论。但到苏共二十大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把一切最丑恶、最肮脏的语言加在斯大林头上。同时诬蔑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前“丧失警惕”，战争爆发后“惊惶失措”，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苏共二十二大后，赫鲁晓夫又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进一步造成党内和群众的思想混乱，并且为帝国主义攻击苏共提供了炮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走得更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继而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赫鲁晓夫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搞“工业党”、“农业党”，造成了严重混乱。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不仅使苏联经济出现停滞，而且滋生了一批瓦解苏共的亲西方的政治人物。“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这就是《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给我们告诉的一个基本道理。

共产党员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信义，而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导人们寻求自身解放的真理。苏共领导层动摇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接受了资产阶级多元化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乱了党员、群众的思想，导致反党势力的日益发展扩大。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的“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意大利诗人但丁有言：在生活中没有信仰的人，犹如一个没有罗盘的水平，在浩瀚的大海里随波逐流。自毁历史，自毁共产党的形象，自毁共产党的理论，搞乱了人心，人们没有了理想的热情，国家还有灵魂吗？亡党、解体也就在所难免了。

近亲繁殖人心散。苏共执政党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是思想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路线，尤其是干部路线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干部路线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实际上的任人唯亲，干部的任免和分配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人的好恶，上下级干部之间形成了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提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就是看是不是自己人。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在组织上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在选拔干部问题上的政治标准、德才原则，被任人唯亲所取代。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更加肆无忌惮。他上任不久就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新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8人，撤职2人。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部长，近100名州委书记。有的材料说，短短几年内，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委的书记被更换了92.5％。错误的干部路线造成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空前混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削弱，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党风恶化，严重脱离群众。

“文王赖多士，汉帝资群才。”周文王建国依靠众多贤人，汉武帝立业多鼓励人才。“国之多贤，如托造父之乘，附越客之舟，身不劳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莱可至。”一个国家有德有才的人多了，才可望治理得好。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我们应当按照这个标准，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凝聚到党的宏伟事业中来。

脱离群众栽跟头。该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承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列宁时期，非常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列宁强调：哪里有群众，就一定要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坚决反对特殊，以身作则。他经常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群众。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日至12月16日的两个半月内，列宁就亲自接待125人次。斯大林在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方面也是令人称赞的楷模。和平建设时期，他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一件短皮大衣竟然从十月革命一直穿到去世。他去世后清点其物品时，发现他仅有900卢布存款。当然，斯大林在其晚年也存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大搞“个人崇拜”，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党内滋生了特殊化倾向。

赫鲁晓夫时期，党风进一步败坏，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赫鲁晓夫不讲原则，瞎指挥，讲大话、空话、套话。他在1961年提出苏共的新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宣布：我们这一代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盲目开垦“处女地”扩种玉米，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害，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在赫鲁晓夫之后，勃列日涅夫时期党风更是严重败坏。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非常严重。勃列日涅夫本人热衷于追求表面荣誉和奖赏，在其执政期间竟然得到200多枚各种勋章，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为他抬各种勋章、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戈尔巴乔夫以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党取得了很大胜利以后，逐步地蜕化为代表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集团，最终被人民抛弃，走向灭亡。我们党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思想写入了党章，也正因为我们党正确地处理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才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多少次的艰难曲折，依靠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在现阶段，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特别要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广大工人、农民中去，认真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扎扎实实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

消极腐败走绝路。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更加严重。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一个爱慕虚荣、喜欢出风头的领导人。他经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所谓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会读上几个小时，而亟待处理的问题他却视而不见。受他的影响，苏共党内讲假话成风，普遍存在说一套、做一套的坏现象。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恶性发展，干部职务越高，特权越多。特权阶层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将过去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化为实际的占有权。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所以，一个美国学者讲：“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在其形成之初只是一个贪污腐败、追求享乐和安于现状、不思改革的群体，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了自己的私利，背叛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目标的社会阶层，从而成为苏联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和原动力。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书中涉及的问题和揭示的历史教训几乎都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的共产党，特别是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认真思考的。因此，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曾经告诫：要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突出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并指出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我们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自觉清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