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班子治国理政六个鲜明特点

透过习近平系列讲话，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治国理政具有新思路和新特点。这就是：在“发展起来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已进入表达诉求、矛盾突发和攻坚克难期，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届中央领导开始直面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并力求为解决这些矛盾、难题和问题提供一整套制度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做大蛋糕、组织动员与威权体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思想，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并全面开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这可谓“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就是“做大蛋糕”①“组织动员”与“威权体制”。

一般来说，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首要的任务都是创造和积累社会物质财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对具有“时空压缩”特征的中国来讲，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更为迫切。于是，基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定位，我们党把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确定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即首先“做大蛋糕”。

而“做大蛋糕”，既需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又内在需要威权体制，因为这种体制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如此才有利于实施赶超战略。

由此，做大蛋糕、组织动员与威权体制，就被突出出来了。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公平正义与治 理现代化

“蛋糕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对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被邓小平同志形象地称为“发展起来以后”阶段；被普通民众通俗地唤作“公平分配蛋糕”阶段，被十八届三中全会凝练地概括为“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阶段，而学界，则在本质上将其归纳为“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阶段。

表达诉求、矛盾突发、公平正义与治理现代化，可谓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第二阶段的本质特征。

“发展起来”即“蛋糕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了表达诉求期。如今，民众多在表达各种各样的诉求，如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参与诉求和公正诉求等，群众维权、协商民主、网络参与等现象的兴起，就是如此。

民众表达诉求需要合理满足。满足，则需要主观与客观条件。然而在当下，不仅在客观上人均资源占有率比较低，资源配置不够公平；而且在主观上，大众的文明素质也并不高，如多是讲权利很少讲义务，多是讲利益很少讲担当，多是讲民主很少讲法治，多是讲自由很少讲纪律，多是讲自主很少讲责任，多是讲个人利益很少讲公共利益，多是讲索取很少讲奉献，多是讲表达诉求很少讲合理合法……结果就是，民众日趋觉醒和增强的诉求，很难真正或完全满足，进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进入矛盾突发期。

这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一个人只为肚子而苦恼的时候，往往只有一种苦恼，而当肚子的苦恼解决之后，却有无穷无尽的苦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如此。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会伴随风险、引起不稳定。②甚至有的思想家认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会进入“风险社会”。

面对矛盾，我们的很多官员还缺乏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遇着矛盾绕着走，甚至回避和掩盖矛盾，结果使矛盾“堆成山”，积重难返，成为“难啃的硬骨头”，严重阻碍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和进程。因而，这一时期也是攻坚克难期。

如何真正破解“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阶段的难题？首先要推进“领域分离”。现代化进程一定意义上就是“领域分离”进程，在现阶段的中国，就是实现“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会逐渐增大，产生“水涨船高”的效应，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其次，随着“领域分离”，也会发生“力量转移”，即由注重国家统治或政府管制的力量，逐渐走向注重政府的制度力量及法治力量，注重市场的自主力量、社会的自治力量、公民的能力力量，以及它们之间整体共治的力量。最后，这会推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这种转变将集中体现在：由威权体制走向注重党领导下的制度治理尤其是法治治理（“法”治）；由政府管制走向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政”治、社会“自”治、公民“能”治的协同治理（“共”治）；由注重国家权力走向注重国家治理能力（“能”治）；由注重等级走向注重公平正义（“正”治）。

这种治理结构转变，本质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核心就是坚持党领导下的法治、共治、能治和正治的有机统一。显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在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有利于尊重民众诉求、化解矛盾和攻坚克难，试图为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命运性问题”提供一整套制度设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总目标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