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评价国家政治制度优劣的八个标准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判断：“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个重要论断提出了对国家政治制度优劣进行科学评判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理论的新成果。

27年前的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曾经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我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个能否”标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邓小平三条标准的深化与具体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八个能否”标准是对人类国家政治制度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

这一论断的科学性体现在：第一，全面性，这一标准从涉及国家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述，既涵盖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的实施状况，又包括国家决策的民主与效率；既包括国家领导层的更替问题，又涵盖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问题。第二，辩证性，这一标准强调一个有效的国家政治制度不仅应当是民主的，还应当是有效的。当今世界上有不少政治制度虽然是普选民主的，但是是没有效率的或者是低效的；有些政治制度虽然是有效的，但不是民主的。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就是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第三，开放性，这一标准是总结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而得出来的，体现了其开阔的视野。

　　“八个能否”标准既提出了判断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也提出了判断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

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意味着全体人民能够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切实防止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要求，切实防止了表面上有言论权、实际上无言路的现象；意味着社会各方面能够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切实防止了“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意味着国家决策能够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切实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意味着国家领导层能够依法有序更替，切实防止了权力倾轧、政局动荡的现象；意味着各方面人才能够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切实防止了“萝卜招聘”、“因人画像”的现象；意味着执政党能够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切实防止了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意味着权力运用能够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切实防止了“牛栏关猫”、“老虎自由出入笼子”的现象。

　　以“八个能否”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可以看出其独特的优越性

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安排，既是民主的，又是有效的。

首先，它是民主的。这体现在：这套制度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真正广泛、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深度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在国家层面和基层层面等各个层面上都能够行使自身的民主权利；能够科学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民主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国家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其次，它是有效率的。这体现在：这套制度能够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并善于把这一优势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为基础，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有效率，原因就在于它是“不民主的”，是所谓“权威主义的”。恰恰相反，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效率来自于其民主性。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以其日益完善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丰富的人民民主制度、愈益扩大的协商民主制度、越来越充满生机的基层民主制度，调动着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能动性，使全社会的创造力迸发出来，形成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的局面。

　　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来自它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和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艰辛探索

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不能找到中国富强的正确答案。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既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又为人民参与国家各方面的事务提供了途径。

其次来自于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艰辛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36年的实践创新。36年来，我们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努力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积极发展广纳群贤、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广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社会法治水平不断提高；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些实践成果上升为理论，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个能否”的标准。

　　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又是有效的，这一点为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所承认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2009年就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纵向民主”。他认为：支撑新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这种纵向模式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在这个纵向民主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当然，中国的民主不仅仅是纵向的，而且也是横向的，是综合性民主，是形式与内容不断统一着的民主。

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民主的，而且有着高效能。弗朗西斯·福山在2012年指出中国的治理方式是很多国家的范例。他强调从国家的现代性出发来分析，中国的国家绩效是显著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高效，中国的制度化在大多数方面是高水平的；二是工作绩效，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府系统在官员提拔上都重视政绩；三是回应性效能，中国政府努力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业、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等，这远远超过了大部分类似的体制。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承认中国国家政治制度具有自身的优势和优越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更应该增强制度自信，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前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