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3）

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谬说

还有一种影响较广的认识误区是：宗教信仰缺失导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有那么多的党员、干部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倒下，就是因为缺少宗教道德约束。其实，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谬说。

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两类。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作用，世俗道德一直是中国人道德建设的主要支撑，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至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属于世俗道德，我们民族历史上仁人志士，大多数是在世俗道德熏陶下长成的。宗教道德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而其之所以能够对社会生活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是因为其有益内容同样是从世俗生活中产生并与世俗道德相契合，只不过加上了神灵的光环。因此，说信教人数不够多导致中国人道德缺失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们党的任务是引领宗教界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帮助他们把社会更多的人乃至共产党员变成宗教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总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个问题有待专门分析。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的是，有些人所谓“世风日下”，与这些年社会信教人数不正常增长、宗教活动过热同时发生；世界范围内宗教团体(如梵蒂冈)道德危机频繁出现，并不比世俗社会少；世界上大量暴力、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宗教背景的国家、人群之间，与无神论并无关系。就我们党内产生的腐败分子来说，固然其中有不信仰宗教者，但是也不乏丛福奎、韩桂芝、刘志军、李春城等诸多宗教狂热分子。

一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道德约束作用，但如果认为宗教越强大，社会道德水平就越高，那么中世纪梵蒂冈影响下的欧洲应当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时代了，而文艺复兴则是多余的了；达赖统治下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应当是理想中的“香巴拉”了，而民主改革则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