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反腐只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但可提升经济效率（2）

反腐只影响短期经济增长

新京报：近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定向宽松措施，用总量货币政策来调结构，对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黄益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宏观政策。想要依靠宏观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也赞成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比如说现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瓶颈，像能源供给，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社保比较落后等，在采取财政扩张的时候适当考虑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是比较合理的，但不能主要依靠宏观政策，这个次序不要打乱。另外，即便在宏观政策当中能够考虑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财政政策的准确性也比货币政策高很多。

新京报：为什么？

黄益平：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流动的，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实施。如果要依靠货币来支持本来钱流不到的地方，除非给予特殊补贴。比如现在经常说要增加流动性，让银行给中小企业、三农企业提供贷款，那就应该先搞明白，银行为什么不愿意贷给这些企业？无非就是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低。如果中央银行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就不用考虑风险问题，如果政府给银行三个点的补贴，就能填平回报低问题。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变成财政政策了。而且银行要做精准滴灌也比较困难。第一，很难选，会变成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第二，钱下去了，企业能不能用到也很难说。

新京报：有人认为今年经济增速下滑，有大力反腐的贡献。现在看明年政府反腐工作会继续，是否会继续影响经济增速。

黄益平：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反腐肯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但对提高经济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是好的。至于增速下滑会不会引起担心，我觉得要考核的不是反腐的问题，而是减速多少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第二，反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两个问题。今年已经在反腐了，明年可能还要反腐。简单来说，如果今年的反腐影响了100元的GDP，明年的反腐如果还是影响了100元的GDP，那对增长就没影响。除非明年力度加大，影响了200块钱，这个影响就大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是要考虑的，但不是根本性的。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质量，以及改善政府运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新京报：你曾经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2020年GDP也会成为全球第一,判断依据是什么？

黄益平：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比较明显。只要不出现大的系统性问题，只要最后能稳住，中国的增长速度都会超过美国的增长速度，要赶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我甚至都不担心会出现局部性的像金融危机这类问题。不过，即便赶上了，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发展水平其实和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新京报：你说不担心短期之内会发生金融危机，是不担心发生了以后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担心这个事情会发生？

黄益平：我说不担心是因为我认为现在政府其实是能够消化这些不稳定的问题，包括银行坏账，地方融资问题，国有企业，信托产品等等。万一它们出了问题，政府是兜得住的。因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就15%。我们国家现在金融风险的问题更多的是流量的问题，不是存量的问题。存量的问题，它是有能力去消化的，但是如果流量没有停止，以后这个压力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