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1]。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2]；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3]。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4]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也有“人谋”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5]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6]
事实上，毛泽东在早年就对中国地缘政治有过深入的认识。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7]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8]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张国焘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9]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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