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内在逻辑与领袖抉择

中国崛起，不容回避的现实

“中国崛起”，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崛起、怎样崛起的现实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开始讨论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保罗·肯尼迪不愧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在几十年前就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自保罗·肯尼迪比较详细地提出“中国崛起”这个命题以后，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频频问世。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一书，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常规思考方式，严谨而又实事求是地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他认为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并预测“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然而，也有一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散布“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企图阻挠“中国崛起”。相对来说，中国学者以“韬光养晦”心态，对21世纪“中国崛起”这一重大课题显得谨慎、冷静得多。

2012年11月29日，履新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国崛起”这一现实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从此，“中国梦”成为“中国崛起”最通俗、最全面的概括和阐发，她像一支精神火炬迅速照耀和温暖了全球炎黄子孙，激发和凝聚了磅礴的中国力量，显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人民性、深厚的人文性、强烈的时代性，引领着中国人的美好理想。

中国崛起，历史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具有 5000 年历史且灿烂文明从未中断过的泱泱大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汉朝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现在世界上还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足见它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一幅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毛泽东描绘这一时期强大而可亲，是治国的理想境界。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只是到了19世纪才剧降到只占0.4%。在180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0％。据《世界经济千年史》作者麦迪森的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73年为4.6％，1998年为11.5％。1500年到1820年，中国农业文明和农业经济达到高峰；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总和的5个百分点，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中国 GDP 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其地位比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要高。德国人贡德·弗兰克曾经说过，直到1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和闭关锁国的封闭意识，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再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掠夺，使得中国渐渐积贫积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182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文明进入迅速衰落期，国力衰微，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境地。中国的重新崛起，成为近代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领导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开始了“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中国重新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