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遵义会议上的“四个最” (2)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上的“四个最” (2)

摘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因遵义会议而彪炳史册,遵义会议因毛泽东而光耀千秋。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情缘。

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

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他还指出中革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忆,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为了用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大会师后,毛泽东即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的内容即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基本观点。

责任编辑:周艳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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